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将《堂吉诃德》称为“人性的《圣经》”，认为我们每个人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潘沙，无一例外地兼有两面性：狂热的理想和世俗的功利。我们睡下时是堂吉诃德，醒来时是桑丘·潘沙。的确，《堂吉诃德》中充满着二元对立的矛盾：堂吉诃德的滑稽与崇高，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与桑丘的现实主义，堂吉诃德的虚幻与好人吉哈诺的真实……正是这一对对矛盾使作品充满张力，也使塞万提斯的思想更为深邃而富有魅力。与此同时，塞万提斯着力展示给世人的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的对立与统一。他批判，他否定，但并非一味地狂热，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对自己所批判和否定的倾注同情，与自己所拥抱的保持距离。
    批判与否定
    塞万提斯的时代，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矛盾、盛极而衰的庞大帝国。一方面，西班牙王室不惜一切竭力维护自己得来不易的霸主地位和天主教的权威；另一方面，军费急剧增加导致财政不堪重负，贵族骄奢淫逸，享乐之风蔓延，加之新教的冲击，整个西班牙帝国已是力不从心，强弩之末。在如此背景下，对于任何一个介入社会的作家来说，反思当下、挑战权威势在必行，塞万提斯当然不能例外，从他为主教、为国王效力的积极举动就可以看出他绝非超凡脱俗的隐者。在敢于向国王的贡品狮子宣战并自称“狮子骑士”的堂吉诃德身上，挑战权威的精神毋庸置疑。
    首先，是对宗教权威的挑战。神父和理发师对堂吉诃德书房的彻底检查是全书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他们对着书籍洒圣水，仿佛书中藏着妖魔鬼怪，令人不禁失笑。他们对每一本书籍严格审查，俨然影射了当时的书报审查制度。在塞万提斯笔下，教士好逸恶劳、贪生怕死的本性可见一斑。塞万提斯对教士的基本评价是：“教士们不过是在好言好语、安安稳稳向上天祈求”；“教士先生们向来不难为自己的肚子”。与疯狂的堂吉诃德遭遇时，教士表现得极为懦弱，还不如身处社会底层却敢做敢当的脚夫和赶羊人。此外，堂吉诃德不拘小节地随意自制念珠的情节亦被视作对天主教明显的“亵渎”。
    其次，是对权贵的讽刺。堂吉诃德对桑丘的教诲概括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官场是波涛凶恶的大海。”学驴叫的市长、出身显赫却要看财主脸色行事的公爵、外表高贵但身体里尽是脏水浊液的公爵夫人等，尽显政客贵族的迂腐和丑陋。桑丘称贵族比石子还多，像吸血的蠛蠓一样讨厌，并说他所见过的总督给他拾鞋都不配。
    此外，书中还包括多方面针砭时弊的讽刺。例如，对贩卖黑奴的讽刺，对诗会竞赛营私舞弊的讽刺，对西班牙为所谓“圣战”耗费人力物力的讽刺，对社会无业游民增多造成世风日下的讽刺等。
    批判之批判，否定之否定
    通过对所谓正统与权威的否定和批判，塞万提斯让人文主义的光彩绽放在其作品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冷静，并没有对新时代的价值观全盘肯定，而是反过来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倾向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如果说塞氏的其他作品有明显的世俗倾向，《堂吉诃德》则代表塞氏思想的至高点，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对所谓的大势所趋所持有的那种谨慎的距离感。如果说但丁预见了人类的堕落，塞万提斯则远远早于时人总结了这种堕落。
    堂吉诃德一心想恢复不合时宜的骑士道德固然可笑，但这或可视为作者对新旧社会交替、世风日下的反思。在新的生产方式正值上升期时，能够对它冷眼旁观实属难得。正如拉蒙·安特盖拉在其《〈堂吉诃德〉思想分析》中提出的“双重目的说”：“塞万提斯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对世界的批判，其次才是反骑士小说。”又如胡安·巴莱拉提出的“戏仿”的概念：“正因为有了这种戏仿，塞万提斯在扫除骑士小说的同时保全了骑士精神。”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堂吉诃德心血来潮（或者说蓄谋已久）走出自己的伊甸园，领略了这个新世界的三教九流。第一次出行，他看到了做皮肉生意的妓女、狡猾的店主、被主人盘剥的少年、牟利的商人；第二次出行，他遇到了为爱而殉情的痴情公子、寻欢的骡夫、风流放荡的客店侍女、残忍的神圣友爱团巡逻队长、喜欢捉弄人的小贩和市民、被押送的苦役犯（其中有小偷、窃贼、掮客、淫乱者、强盗等）……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让堂吉诃德认识到世间百态。初谙世事的堂吉诃德有些不知所措，面对世界的堕落，他只能将自己封闭在幻想之中，依靠他的不二法宝——柏拉图式的爱情——向世界宣战。
    然而，塞万提斯着力描写的人世间的七情六欲、道德堕落同堂吉诃德的虚幻爱情、孤军奋战相比显得又是那么的强大，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激烈斗争。显然，对于男女之间的爱情、尘世的欢愉，塞万提斯又不无渴望，甚至有推波助澜之嫌。从文学传统上说，塞万提斯无论如何不可能不受到《真爱之书》《塞莱斯蒂娜》《小癞子》一脉相承的影响，即对尘世间的人情世故不免向往，但同时又时刻与现实保持距离。
    诗的真实与现实主义的胜利
    究竟塞万提斯是“罗马教会的忠诚的儿子”（海涅语），还是“善于伪装的”、“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作家”（西班牙学者阿美里科·卡斯特罗语）？对此，陈众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塞万提斯既非“官方作家”、“教权意志的代言人”，也非所谓“伪善”的人文主义作家，而是“一个有着明显矛盾的时代的儿子”。的确，塞万提斯试图为天主教代言，却时时陷入人文主义的“诱惑”；试图拥抱传统价值，却无奈于时代的变迁；试图批判骑士小说，却又始终对骑士精神敬畏有加。
    塞万提斯要写的不是神话，不是历史，而是虚构的真实。小说是虚构的，但它要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真实。堂吉诃德一心向往的是神话式的存在，而桑丘则彻头彻尾、义无反顾地趋向现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万提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由此被视作现代小说的鼻祖。如果说桑丘代表的是感性的真实，即历史的真实，那么堂吉诃德代表的就是普遍的真实，即诗的真实。这就是所谓的“双重真实”，即理性的真实和信仰的真实，也就是文艺复兴所体现出的二元对立，即所理解的和所信仰的不尽相同。桑丘眼中的真实，是塞万提斯的肉眼凡胎所看到的真实，堂吉诃德眼中的真实才是塞万提斯心目中的真实。塞万提斯“将堂吉诃德置于诗的一边，而将桑丘置于历史一边，让他们而非作者去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努力，令那些在其他的书籍中显得枯燥乏味的争论变成了鲜活的、现代的、富含各种可能的矛盾冲突”，阿美里科·卡斯特罗如是说。
    诗人的身份、讲故事的欲望背叛了作者的思想，使作品远远超出了作者的掌控。创作初衷与最终效果之间的矛盾正源于文学自身的规律，即“现实主义的胜利”。正是由于塞氏的小说创造观和审美情趣，即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塑造现实与反映现实、虚构的理想与世俗的真实相结合，使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其主观意愿：本欲成为“罗马教会的忠诚的儿子”，扫除蛊惑人心的、异端的骑士小说，却无意中被人们读出了人文主义韵味，讽刺了宗教的腐败与堕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世俗和人性的一面。堂吉诃德称桑丘“什么都怀疑，又什么都相信”，塞万提斯亦是如此。
    《堂吉诃德》经历了400多年的沉浮，从最初被视为“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到“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中的悲剧式英雄，再到“为普遍的真实说话”的人，其丰富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呈现出新的闪光点。或许《堂吉诃德》的经典性恰恰在于它的矛盾性和陌生性，在于它给每一个时代、每一次阅读带来的惊喜与启迪。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