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马克思的伦敦岁月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在英国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长眠着一位影响世界的伟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马克思去世时只有2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时至今日，无论春夏秋冬，他的墓碑前几乎总有鲜花，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远万里来到伦敦悼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表达对这位“千年思想家”的尊敬。
     
    伦敦，马克思一生中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并且作为他最后的容身之处，见证了他所有生前的寂寞与身后的荣耀：因政治问题辗转流亡伦敦，申请入英国籍被拒、无米下锅又频繁搬家、期间三个孩子夭折，最后，因病在自己的寓所与世长辞。时光沉淀，岁月辗转，历史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和远大理想，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刻，为纪念这位思想和行动的巨人，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带领大家一起，回到马克思的伦敦岁月。
    
    1849年8月，31岁的马克思在两位革命友人的陪同下抵达伦敦。这是马克思第三次到达伦敦，这次是为了等待下一次革命高潮的降临，以便重返德国。
     
    在此之前，马克思曾在恩格斯的陪同下到英国进行考察旅行，期间在伦敦短暂停留，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到伦敦，在这里，他会晤了正义者同盟的几个领导人。返回欧洲大陆后，他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表述。
     
    第二次到伦敦是他和恩格斯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党纲领，并委托他们“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这个党纲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
     
    而马克思第三次到伦敦时，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他的后半生会主要在伦敦度过。
    “在24小时之内”被驱逐出巴黎
    在马克思30岁那年的1月，人们期待已久的革命终于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率先爆发，继而以法国巴黎为中心向整个欧洲扩散。在革命的烈火延烧到普鲁士后，4月初，马克思及其家人、同志迅速回到普鲁士，以科隆为基地，以《新莱茵报》为主要平台，开展革命活动，努力通过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扩大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影响。
    
    《新莱茵报》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面向大众的德文政治性日报。该报1848年5月31日创刊，6月1日正式出版，其鼎盛时期订户达到非常惊人的6000份！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刷了终刊号。在告别辞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11月，普鲁士的反革命高潮降临，但马克思始终坚持斗争。他先是被送上法庭受审，接着是被迫终结《新莱茵报》，之后流亡巴黎。即便如此，第二年，马克思及其家人还是被普鲁士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24小时之内”被驱逐出巴黎。因为瑞士政府不给护照，马克思决定“必须去伦敦”，并且建议当时身处瑞士的恩格斯为了安全也“必须立即前往伦敦”。数月后，恩格斯也终于辗转到达伦敦。
     
    19世纪中叶的伦敦拥有25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这种现代化的最重要力量源于工业革命的产物：铁路。英国历史学家勃里格斯评论说：“铁路给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比其他任何革新发挥的作用要大，虽然它的作用错综复杂，而且是有争议的。”投资、就业、大规模城市改造、民主化的旅行方式、鲜明的贫富分化、物美价廉的商品、定时准点观念以及更快的生活节奏和必不可免的事故……这一切都让伦敦如此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伦敦愿意接纳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和革命者，并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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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了解19世纪中叶伦敦风貌
    
    19世纪中叶的伦敦
    两段截然不同的伦敦生活
    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1岁至38岁之间。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及其家人的生活总的说来非常窘迫艰难。由于缺乏稳定而充足的经济来源，他们经常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等着恩格斯等友人的接济以维持生活。他们曾多次到朋友家躲债，最艰难时甚至靠典当燕妮的嫁妆度日。囊中羞涩迫使他们频繁搬家，7年间搬了6次，仅第一年就搬了5次！虽然他们住过的地方地处市中心，不是贫民窟，但也绝对谈不上体面。更让他们悲恸的是，在此期间，他和燕妮的孩子夭折了三个，年龄最小的还不到1岁！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814-1881年）
    马克思这一阶段生活窘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缺乏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唯一有收入的工作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二，马克思在革命事业和资助其他革命者方面花费了不少积蓄。第三，马克思及燕妮在此期间从家庭或亲属得到了一些经济资助，但总量不是特别大。第四，虽然从1850年11月以后，重返曼彻斯特家族公司当职员的恩格斯开始连续不断地资助马克思，但恩格斯当时的经济状况还不是非常宽裕。第五，必须指出的，马克思和燕妮都不善于理财，无法开源节流，从而直接导致他们的绝对收入并不算低，但过得比拥有差不多收入的其他中间偏下阶层家庭要艰难得多。
     
    第二个阶段是从38岁开始，燕妮从叔父和母亲那里继承了两笔遗产。于是，马克思一家用这些钱将家搬到了伦敦西北郊区一个因兴修铁路而新开发的肯提斯镇。新住所的居住条件大有改善，且就在风景秀丽的汉普森泰特荒原附近，马克思很喜欢在那里散步。期间马克思又搬了两次家，但都相距不远。总的说来，在这个阶段，由于得到多笔遗产馈赠，加之从恩格斯每年给予马克思350英镑的津贴，马克思家的生活日趋稳定。马克思也成为邻居眼中令人尊敬的绅士。
    “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不管生活怎样窘迫，马克思都没有放弃革命理想。不过，在1850年夏季，也就是刚逃往伦敦的第二年，他关于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判断彻底改变。6月份，他取得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花了三个月研究《经济学人》杂志的过刊，最终得出结论：1848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繁荣为欧洲的反动派提供了物质基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他开始将精力更多地转移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成为他新的“战场”。不管是居住在市中心，还是在市郊，马克思都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忠实读者。“他一生中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史所作的了解，要超过这个学科的大多数教授”。
     
    一天，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果然，1857年11月，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这让马克思非常振奋，并促使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快总结整理出来。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一直致力于此，创作了数量庞大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不过，在其生前，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1867年） 等为数不多的成果得以出版。
     
    1864年，在马克思的大力推动下，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尽管是第一届“以及以后各届总委员会的灵魂”，但马克思并没有在第一国际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主要和他的流亡革命者的身份有关。即使十年后，英国政府也还是因为他的身份拒绝了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
    
    1875年的马克思
    长期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其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削减工作，时常疗养。1881年末，妻子燕妮去世。因为身体虚弱，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未能参加。1883年初，马克思最钟爱的大女儿在巴黎去世，这给马克思以巨大打击。同年3月14日下午，在人们以为马克思即将大病痊愈的时候，65岁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寓所“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三天后，马克思被安葬在汉普森泰特荒原上的海格特公墓。1954年，马克思墓被移到公墓里一个较显著的位置，两年后又设立了一座马克思的纪念头像，在雕像底座上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位于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
     
    （以上内容摘编自《理解马克思》）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任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