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事件篇】行进中的中国乡村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的问题。去年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可以说，农村改革的进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冲破旧的体制束缚的历程，是产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也是中国农民伟大创造的历程。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为各位书友推荐的这本《行进中的中国乡村—一位“三农”记者的视角》，收录了作者赵泽琨30多年来从事“三农”新闻报道和农村经济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部分作品。他通过对一个个典型、鲜活的事件和人物故事的记录，从一个守望者和记录者的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的巨大变化和过程。
    我们精心为书友们策划了系列文章，从事件篇、人物篇和作者自述的角度，为您呈现那风起云涌的改革年代里的脉搏跳动。
    “事件篇”是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在《农民日报》上名为《八百公里跟车记》的文章。那时是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卡哨设站的情况屡禁不绝。这篇文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横空出世，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春潮涌动的先声。
    为什么写《八百公里跟车记》
    
    在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采访蔬菜运输户
    那是1991年春节前，我经常联系的北京大钟寺农产品批发市场断货了，市场老板说是因为山东、河北等地设立的检查站太多，随意罚款使运菜户不敢上路。农民运菜由山东苍山县到北京需要20多个小时，一车菜除去成本赚七八百元，但是遇到各式各样的罚款，有时连本钱也收不回来。了解这个情况后，我和唐园结、傅之棣两人前往蔬菜产地山东苍山县调查。由我扮成运菜户，跟着农民菜车一路到北京实际调查。菜车是下午四点多由产地出发，第二天下午到北京。
    《八百公里跟车记》系列报道发表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转播。报社的上级领导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表扬我们这篇报道抓住了问题关键，吩咐负责市场流通的段应碧等人，邀请我们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座谈，并建议我们一抓到底。中纪委纠风办、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也都十分重视。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到大钟寺农贸市场组织座谈，听取农民运菜户意见，全国掀起了清理“路卡路霸”的整顿行动。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专门写文表扬我们。这次报道是我获得的第一个中国新闻奖作品。
    《八百公里跟车记》原文
    
    在菜农运输车上采访
    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撤掉滥设的关卡，并强调坚决制止一切乱收费、乱罚款的非法行为。
    也是这个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再次提出：撤销一切滥设的关卡，做到货畅其流。各地落实的情况如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山东、河北等地汇聚到这里的运销户纷纷诉说：“我们搞流通太难了！走州过县，几乎处处都收费，站站都罚款。再这样下去，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只好烂在本地，我们只好窝在家里受穷了。”望着一张张涨得通红的脸，记者不禁感慨万千……
    元月中旬，记者钻进山东省蒜薹之乡苍山县进京的菜车。装车，苫盖，打捆。忙活一个白天之后，满载蒜薹的“解放”车傍黑儿启程了。车进费县，被穿警服的人拦住，不容分辩，“超宽”罚款就是10元。车经平邑县，再度被拦，还是超宽，又罚10元（据记者观察，基本没有超过车厢板外5公分的标准）。菜车驶进泗水县，货主王同和、郝永生紧张起来，他们惶恐地说：“前面的苗馆检查站，那可是雁过拔毛最厉害的地方。”果然，当菜车开到苗馆乡政府附近时，一束手电光直射到司机的脸上。记者看到，站在路旁的七八个人，有的身着警服，有的穿着工商服，张口让交500元。王同和再三恳求，没用。一名穿工商服的人抓起王同和的手提包，径自拿走了270元。
    接下来，郝永生又被叫进路旁的办公室。当记者跟随进去后，有人大声训斥：“出去等着！”此时已是午夜时分，记者看到，在这间办公室的窗外，十几个货主冒着寒风等候着交款放行。听说有记者在场，他们一下子围了上来。河北省清河县华胜畜产品加工厂的赵洪泽气愤地说：“我们从浙江省湖州市畜产品公司购进5吨羊毛，在当地已交了检疫费，可到这儿硬要再交150元。现在我们只剩下4元钱，连途中的饭费都没有了。”
    莱芜市羊里镇北留村贩菜户贾友和所谈的情况更是令人扼腕。那是元月4日上午，贾友和拉一车蒜薹到苗馆被查。因为交通局把140车型误写成141车型，尽管交通局已予更改仍不管用，还是被罚款100元。最令贩菜户王同海不平的是，那天菜车到陵县，被交警拦住要罚200元，嘴皮磨破，最后，花了60多元买了一桌酒菜才放行。雁过拔毛，车过罚款，为什么罚？含糊其词；罚过之后，不开收据；这是记者在跟车途中发现的问题之一。
    凌晨4点，贾友和的菜车开到黄河大桥，碰上佩戴着“红袖章”的带班检查人员，不问青红皂白，开口罚款50元。好说歹说，结果给了20元，没开罚款票据；7点多车到陵县，交警开口要罚20元，不开罚款单给10元后放行；11点多到河北景县，交警开口50元，软磨硬泡，交20元开了10元的票。重复征税，重复收费，而且名目繁多，这是记者此行发现的问题之二。按规定，运销者应在销地纳税。可元月13日，王同海的菜车行至黄河大桥，磨3个多小时，税务检查还是硬收了218元，为什么罚这么多？税务员宣称，其中200元为营业税，4元为教育费附加，14元为城市建设税。贾绪文的菜车行至泗水县泉林检查站，工商人员强令其缴纳400元管理费。贾问：“不在此处销售，凭什么要管理费？”得到的回答是：“不在这儿卖也得交！”最后贾绪文交了180元才获准启程。
    县县有关，到处有卡，这是记者发现的问题之三。粗略统计一下，山东的费县、平邑，泗水县的苗馆、尧山，新泰的楼德，济南的黄河大桥，德州的临邑、陵县；以至河北的景县、阜城，泊头的富镇，献县、河间、任丘、霸县等，这条800多公里的路上，检查站约有十五六处之多。平均每起四五十公里就被“卡”住受罚一次，农民贩运一车菜，少则被罚数百元，多则上千元。为了躲避关卡，不少运销户钻山道，走夜路，忍受绕路的艰辛，甘冒生命的危险；不少人受不了这种刁难，索性收摊不干了。
    为了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发展全国统一市场，中央三令五申要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但一些地方关卡乱收费、乱罚款的违纪行为仍屡禁不止。对检查农民运销货车的沿途站卡，到底哪些是依法该设的，哪些是非法乱设的？对农民收费罚款，到底哪些是合法收费罚款的，哪些是乱收乱罚？对收费罚款的手续，应该怎样严格照章办事，如何堵住违纪乱开票或根本不开票等问题，在记者给这篇文章打上句号的同时，又拨通了有关部门的电话，将进一步作深入的后续报道。
    《八百公里跟车记》回眸
    
    2002年8月，在江西省瑞金市革命老区采访，与全国部分农民报协会记者合影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成为经济报道中的“热点”和“难点”。作为记者，应该怎样报道，怎样把农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映出来呢？党的宣传方针是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如果及时揭露流通领域中的问题，会不会惹出一些“麻烦”？我们的体会是要把握好尺度，站在主人公的立场上，正面来讲，分析其成因及危害，找出解决的办法，就会起到保护正面、扩大正面的效果。
    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很多，诸如价格不顺，渠道不畅，市场发育不全，“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现象严重以及严重的地区封锁等。这些问题，新闻报道不可能一一涉及，即或是四面出击，没有重点，也未必能达到化消极为积极的效果。对此，我们选择的途径是在上情与下情结合部上出题目、做文章。地区封锁及“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起了一定的掣肘作用。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纠风办”和治理“三乱”办公室。并先后多次行文，要求打破地区封锁，拆关撤卡，禁止乱收费、乱罚款。但由于种种原因，“三乱”问题在不少地方仍相当普遍，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因此，治理“三乱”撤销“关卡”已是上下共同关心的问题。
    选择那些可直中腠理的难点为突破口，可以说是《八百公里跟车记》报道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又一经验。搞批评报道难，揭露流通领域中的问题更难。因为价格、渠道、市场机制等存在的问题，盘根错节，难以入手。而“三乱”问题相对来说问题集中，见人见事，抓住了，就容易突破，能够落到实处，就能打到点上，打到关键部位，也就抓住了根源，利于进行深入报道，可避免一锤子买卖或经济报道中常常出现的虎头蛇尾现象。针对现象披露问题，不把矛头重点放在执行者身上。
    以往搞批评性报道，一般都针对具体的事、具体的人。但揭露“三乱”问题的报道也这样，就不一定适宜。因为，流通道路上林立的“关卡”、罚款项目标准绝不是某个小小检查站、某个执法人员说了算的，而是地方、研究部门制定的文件，是有据可查的“二号”精神。因此，《八百公里跟车记》系列报道贯穿一个思想——“三乱”产生的原因及责任在决策者和主管部门。因而，通过现象，揭露问题，板子要打在决策者的屁股上。只有决策者、主管部门提高认识，采取措施，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农民日报》为此配发评论《请沿途设卡各家先扫“门前雪”》。这样做，才能让问题得到重视，也让具体的执行者服气，最后，既触动贪赃枉法者，又触动制定政策的决策者，效果很好。系列报道出来后，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副省长李春亭，河北省副省长等分别批示，要求坚决清理关卡。山东省还召开地市县主要领导人参加的3000人大会，对揭露的问题要查个水落石出，撤销不合理关卡1000多个，两个月内，所有检查站一律不许上路。济宁市委书记、德州行署专员还亲自向运销户通报：在自己所辖区，行车一路绿灯。检查站要变成服务站、便民站，今后再有罚卡等事件发生，可以直接找他们。
    一般的新闻采访，大都是记者拿着笔，揣着本，或在办公室，或在现场向采访者提问题，然后由其介绍情况和解答。这种采访能到了县、到了乡，甚至到了村边地头。但这种方式虽然深入了实际，但毕竟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身份是上面来的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仍有无形或有形的距离。《八百公里跟车记》在采访形式上不同于此的是角色移位，记者完完全全变成了被采访的对象事件发生的当事者，与受害农民成为一体。我们和农民一起运菜、上车苫盖，同进餐馆，自始至终同车而行。农民运菜的酸、甜、苦、辣，让我们深有感触，永生难忘。
    《八百公里跟车记》能有较大的反响，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采取了“跟车”这种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所带来的感情的巨大变化。这变化令我们在今天或以后的报道中都将受益无穷。抓住“难点”着力突破一般的系列报道，大都是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全面的报道，因此基本上都采用之一、之二……的形式。对流通中“三乱”问题的报道，是否也这样做，我们反复推敲，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典型问题，决定采取另一种形式，即客观反映这个“难”题，然后有的放矢，做好打大战役、打苦战役的准备，最后把解决办法留给主管部门。同时也不放松问题的解决过程，集中力量抓好后续报道。
    批评性报道，如果一开始就把问题的成因及解决的途径一竿子捅出来，既不现实，也不够客观和实事求是，后续报道就很难搞，还可能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时陷入被动。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决定抛出“敲门砖”，带动整个流通领域的大讨论，形成大气候，让“难点”突破。首篇报道推出以后，我们当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三乱”问题发表意见。与此同时，一方面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同志，一起分析“三乱”的成因，解决的途径；另一方面组织和注视被批评地方、部门的动态，及时反馈见报后的信息。这两方面的动态和意见见诸报端后，前者比我们记者说出来，分量重得多，也更具有权威性；后者让我们的“重点”由“静态”变为“动态”。此时，我们还不放手，决意蹲在这个“难”题上，深挖深抓，不惜版面和篇幅，造成强大的声势。正巧，就在我们批评之后的那几天，天津蓟县税检站无视报上批评，仍对农民运销户强征强收，农民哭诉上门，证据确凿，我们当即调查，发表来信调查、配评论，将强征强收的票据公开曝光，在当地引起震动，掀起了连续报道的又一个高潮。此后，国家治理“三乱”办公室、国务院“纠风办”派出工作组，先天津后山东，彻底调查处理，使问题有了圆满的结果。
    当然，批评报道不是为了展示问题，渲染落后，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促进工作。我们注意了各地查处清理情况，使批评有回音，有下文。最后，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为《八百公里跟车记》专门写文祝贺，使这组系列报道首尾连接起来了。
    （以上内容摘编自《行进中的中国乡村—一位“三农”记者的视角》）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任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