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上庄记》我就着手写《锦绣记》。《上庄记》写了进城大潮中农村的现状，《锦绣记》我写了农民进城后，他们成了什么样子，有着什么样的城市生活。
    我小时候，农村是很闭塞的，农民的世界就是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我们村除了极个别的人，绝大多数人连县城都没去过。我们对城市的印象来自“外人”。那时候我们村上时不时就来“外人”，除了蹲点的干部，主要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各种分子，他们中有来自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他们其实与村上人相处得很不错，对他们的改造也是尽他们之力而为，他们能干个啥就让他们干个啥，怕他们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因此，他们结束改造回去后，还常回我们村来看看，他们说如果不是来这里改造，在城里或许早都没有他们了。这我曾在多篇小说中写过他们。别看他们是接受劳动改造的，被押上批斗台，但村里人知道，他们从内心根本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就像我们活得有多么的不值。城里人的生活气息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习俗中传播开来，城市生活放射着神秘时尚的荣光。所以成为一个城里人，是我们最大的愿望。高考恢复，我的同学中有参加过十一二次高考的，复读五六年就很常见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当城市的大门向农村敞开，农民进城由“盲流”改称为“农民工”，农民就像是追赶花期的蜜蜂，蜂拥进城。几十年过去，进城的农民工已经有三代。我们曾经以他们的生活境况塑造过许多典型，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像我们作家笔下的典型那样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戏剧性，这个群体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一代农民工独身进城，他们目的单纯，进城就是为了挣钱，生活的规划和归宿清楚明朗，因此从精神上来讲没有太大的痛苦。二代农民工是半城半乡，有的拖家带口进城，有的家的一半儿依然在乡下，他们既想在城里生活下去，却又扯心着乡下的老人孩子，痛苦相对就深刻一些了。三代农民工则完全不同了，他们大多数从小就生活在城里，读书成长，有的就出生在城里，几乎都是在城市长大。随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他们的活路也由建筑、铺路、餐饮转化为更高级的活路，在城里扎根站稳，多数衣食无忧，有的甚至富有了，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脱离了农民进城初始的物质主义和实用至上的人生追求，他们不再有前辈远离土地的后顾之忧甚至是恐怖情绪，角色定位渐渐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看上去似乎与城里人的距离越来越小。然而，差异依旧存在。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他们与城里人享受的各种政府待遇比如就业、就学、就医、住房、养老等需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城里人对待他们的心态与观念上。因为他们深深感受到在城里人的意识中，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城市依然只是他们的谋生之地，他们得不到城里人的认同，他们与城里人的交际上，城里人会时时刻刻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情绪，他们与城里人依然是两种人，“农民”这身份就像多年前的成分，精神上的重负让他们有着深深的原罪感，这让他们憋闷、困惑、茫然、无奈、痛苦、悲伤，甚至是愤怒。尽管有人包括人大代表表达了自己对“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忧虑，认为带有歧视的意味与性质，应该给他们一个反映他们对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称呼——“城市建设者”。然而，就像从“盲流”到“农民工”，一个称谓又能改变什么呢？
    《锦绣记》以“我”与银娥为主，通过两条线索讲述了40多年中国人的进城史。一条线是银娥和贾兆春上世纪70年代进城的故事，一条线是一个新时代的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我”的城市生活故事。这其中更有形形色色的进城者，《锦绣记》就是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求索。《锦绣记》开篇我写到一束阳光到达一个房间的不易，事实上进城的农民他们一直在追寻一束光芒。
    我将他们的生活放置在一个城中村中，因为现在所有的城中村原著民已经借助城市的扩张早就搬入更为现代时尚的生活环境中去了，现在居住的是进城农民。书名之所以取《锦绣记》，来自城中村取名“锦绣”，是想到了“锦绣前程”。对于任何一个进城者来说，无疑是奔“锦绣前程”去了。然而，他们的生活前程并不“锦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