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一些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常以大变革中农村、小城市社会剧变为题材。从梁庄式的落寞留守到再也回不去的涪陵白鹤梁，大多表达的是忧伤与哀痛。文化学者车凤和作家王树兴合著的《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对这一惯常手法作出了新鲜的反拨：在新一代社会大迁徙大流动之后，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新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未尝不是在打造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精神寻根之旅。
    中国社会传统中在意“故土难离”，重“叶落归根”，崇尚“衣锦还乡”，讲究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中，位于福建省惠安县西部聚龙山麓的聚龙小镇也许就是这些新移民的最美之“方”。我们经常在人口管理工作中看到一种统计数据，分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而聚龙小镇的居民们，很难用这种惯分法描述，更不能用所谓“流动人口”来定义，小镇的人已经结束“流动”，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原乡情结。说他们是新移民，是因为这个小镇居民来自数个国家、国内数十个省份。大家拥有不同的身份、收入和文化教育背景，但有一个共同点，最终在聚龙小镇安居，心有归属。一位小镇居民总结得好：在这里，有动物、植物、土地、家人、朋友和爱。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家王树兴和车凤博士全方位参与到居民的日常活动中去，倾听和了解小镇生活细节，积累了大量素材，梳理与解析小镇被热爱的个中深因，当然作家本人也毫不掩饰对小镇生活的热爱，文字基调明朗如小镇上空的蓝天白云。虽是非虚构，但通过作品，我们完全能体会到作家的立场：这些小镇居民亲近的土地与环境，是新的乡土，新的气象，是主动选择自我营造的乐土。那些回眸故乡涕泪横流的离怀别绪，那些进城之后仍作弱势群体的孤寒无助，被这些小镇居民们喜出望外的奔走相告、开开心心共建新家园的炙热情怀取代了。
    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那些对于庸常人际关系架构起来的安全感的留恋，在小镇被生生捏碎了。年轻一代组成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或各种文体社团，老中青少皆参加志愿者组织，业主一大车一大车捐赠时鲜蔬菜，甚至有人捐赠活禽，每天都有来回摆渡的爱心顺风车，每年端午中秋都有“百桌千人邻里宴”，这些不是临时作秀，而是日常生态。“小镇没有陌生人”，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这个大社区重构了小镇的社会组织、人文生态、文化秩序，他们主动编制了自治契约，人人自律、他律，割除了熟人社会病，居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基层政府部门作为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成为一种新的社区治理范式，这才是小镇可持续性发展最重要的内在支撑。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其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都是不可逆转的。放弃刻舟求剑式的呆板或许才有诗意栖居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完整展示了聚龙小镇作为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内在魅力，为社会大变迁、人口大流动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在聚龙小镇，无人是孤岛。我们看到的是人际关系和社群制度的解构与重组，是为消除认同焦虑而积极主动建构的新型社区文化格局。爱心义工社、文明督导团、全程自助购物自助结算的信用良品店，物管人员的勤政聚会，业主们每天组团诵读传统文化经典的活动，学校、书院、音乐文化等各类场域发挥的作用，无一不在言行、精神上塑造着和主导着新的小镇人格，这是一种新鲜活泼的创造力旺盛的民间源泉。
    人类学家布尔迪厄曾说，作为超个人的社会文化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社会结构和个人的关系在实践中互动，实践中的人们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文化和社会秩序。每个人的血脉都流淌在无法切割的传统中，又带着自己的前史来到新的生存地，其能够增加新的内化和外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浸淫其中的文化，聚龙社区文化既是手段，也是新的目标，培育出新的社区习性，自觉涵养着新的家文化和社区文化，通过多元化的兼收并蓄形成了新的“小传统”，不断给小镇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本书中展示的人们对于小镇五千多户居民大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体现了对原生家庭、原始故土的执念的超越。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设想，在有破有立的时代，那些千千万万个梁庄后人们，走出家乡之后成为新移民，像蒲公英的种子漂泊迁徙，有的上升，有的沉落，如果有更多的人真的“已经回不去了”，他们中无论是打工者、生意人，还是教师、大学生，等等，能否愈合离乡背井的伤痕，或者也可以平等自主地参与到落脚点的社会治理中去，换一种新人生姿态，选择另外一个聚龙小镇，营造新的生活、新的人生、新的家园？这难道不是一种崭新的乐观的选择？
    这应该是我们乐见的梁庄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