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前，拙作《红高粱》首发于《人民文学》。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王蒙先生，小说组的负责人是朱伟先生。这部中篇的准确写作时间是一九八五年的深秋，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而作。那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口出狂言，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当时，学院的条件很差，我是在阶梯教室里，借着闪烁不定的灯光，完成这部作品的。稿子写完后，就给了朱伟。春节期间我在高密，接到了朱伟的来信，他说王蒙主编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准备在三月份头条发表。这封信让我整个春节假期都处在兴奋之中。
    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记得第一篇肯定的文章是从维熙先生写的，题目叫作《五老峰下荡轻舟》，“五老峰”具体所指，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指此类题材创作中的一些老套路。从先生也没有百分百肯定，他很中肯地提出了“奶奶”在高粱地里的大段抒情，显得“矫情”等问题。后来《文艺报》发表了李清泉先生的《该说和不该说的都说》，此文充分肯定了《红高粱》的主要方面，也尖锐地批评了小说中诸如剥人皮等残酷的描写。当时我并不能够完全接受他的批评，但他的批评引起了我的反思。
    之后，我陆续写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四个中篇，与《红高粱》合在一起，起了个总题目《红高粱家族》，作为一部长篇出版了。
    一九八七年，张艺谋拍了电影《红高粱》，其中使用了包括《高粱酒》在内的两部中篇的素材。这部电影一九八八年获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当时，这是一件挺大的事，《人民日报》曾发过一整版的文章，题目叫作《红高粱西行》。
    后来，郑小龙导演又把这部小说改编成六十集电视连续剧，电视剧不仅使用了全部小说素材，还添加了很多人物和情节。电影用减法，电视剧用加法。
    截止到现在，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剧种有：评剧、晋剧、豫剧、茂腔，还有舞剧，还有一些剧种正在创作中。这些剧我或是到剧场看过，或是看过录像，感到都有自家的特色，都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都对原作的境界有所提升。那为什么我还要自己再改一遍呢？
    首先，我觉得小说中九儿嫁给麻风病人这个重要的情节，在小说中可以存在，但出现在舞台上，就让人感到心里不舒服。麻风病在过去的乡村，是个巨大的禁忌，我的小说中多次写到过麻风病人和与他们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令人痛苦不已或扼腕叹息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伤疤，至今还在隐隐作痛。
    在这个剧本中，我把麻风病人改成了肺病患者。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个在小说中像影子一样的人物，改成了一个有台词、有唱段、有性格的人物。估计读者或是观众，对这个人物不会有太多的反感了。
    另外，原小说中尽管没有明写余占鳌是杀害单家父子的凶手，但在作者的预定中，人，就是他杀的。改编成舞台剧，这个问题必须回避。因为不管是什么朝代，无论你是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法律，都不会允许跑到人家洞房里去杀人。所以在这个剧本中，我非常明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人，不是余占鳌杀的，他也根本没有想去杀人，他只是想去把九儿抢走。洞房里去抢人家的新娘，也不是光彩的事，但有爱情的旗帜遮掩着，勉强也算合理吧。
    我体会到，写剧本与写小说有很多共同点，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写人物。写不出人物的小说不是好小说，同样，写不出人物的剧本也不是好剧本。在已有的《红高粱》剧本中，余占鳌和九儿是男女主角，在这个剧本里，我增添了凤仙这个人物，减少了九儿的戏份，又大大增加了刘罗汉的戏份，使他成为主角，而让余占鳌成了配角。在戏中，余占鳌的性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刘罗汉的性格，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他从一个懦夫，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
    当然，一部戏，最终还是落实到一句句的道白、一段段的唱词上，故事是用这个讲述的，人物也是用这个塑造的。为了写好唱词，春节期间，我向台湾作家张大春学习律诗，废寝忘食一周，略有心得。回头来再次修改这个剧本，因心中多了韵律这个准则，自然就发现了很多应该修改调整的地方。当然，要把一个剧本的唱词写得句句合辙押韵，那实在是太困难，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最后，我要向我的朋友、剧作家咏之先生表示感谢，他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学写剧本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