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我去多伦多陪产三个月，这篇小说最早的创意就记在当时的日记上。白先生在小说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当时我的一个设想：如果这时候我不再与她吵架，将车开下桥，会发生什么？
    2017年下半年，我独自翻看之前的日记，觉得这个疯狂的点子有意思，值得写。所以，这篇小说的写作跟种花种草差不多，是渡过生活激流的一叶小舟，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根拐杖。
    关于鼓楼东大街这个地方，我上大学的时候住过不到两年，那间小平房至今还在，目前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住。我有一种预感，早晚有一天，我会因为工作或者生活住回去。据说现在煤改电，冬天不用生炉子了，这说明时代还是进步的。
    在北锣鼓巷经历的那个冬天特别冷，我和初恋女友都不会用炉子，怕煤气中毒，整个冬天未曾点火。那是2001—2002年的冬天，房间内外温度相差无几，前一晚放在房间里的洗脚水，第二天就能变成冰。
    当我写作，而她温习功课的时候，我们将电暖气放在书桌旁边，各自将手脚靠在上面。吃完的橘子皮也放上去烤，令房间添香，也保持一点湿度——她是南方人，对北京的干燥颇有微词。这样的回忆，在我写《白色巨人》时常常萦绕心田。青葱岁月，莽撞无知却精力充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样的日子我是再也不想回去了。
    唯有在写作的时候，那种完美无瑕的甜蜜令人赞叹，虽然不想再来一遍，却由衷的欣赏，多么美好的因缘，令我和她能够拥有那样一段时光，两个对生活一无所知的小动物，学着爱情小说里的样子搂抱在一起，心藏大恶又无忧无虑。各自怀揣一套人生蓝图，因为一无所知而显得真挚。
    承蒙《人民文学》杂志各位老师不弃，小说责编刘汀当年也是北师大文学社的，关于文学社那一段，让他写不知是什么味道；小说出刊前，徐坤老师专门发微信表扬我，说小说写得有进步，这件事给我很大鼓励；也承蒙《小说月报》诸君关照，能有今天我在这里说两句的便利。
    在朋友圈晒出这篇小说后，有朋友说行文间带着欢愉，这个感受是非常准确的，写这篇小说时，我强迫自己在一个非常欢愉的状态下工作。也有朋友说，他不止看到了白色巨人向我走过来，还依稀看见村上春树走过来了。那是当然的，没有村上春树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写小说。
    迄今为止，我发表过的许多小说都有村上春树的影子，十余年来，每当小说写不下去，我都会拿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找语感。这几年村上春树屡获诺奖提名，谈论他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关于这件事，无须讳言。村上春树的可贵之处不是他所达到的文学高度，作为他精神世界的学生，我认为他所达到的文学高度离诺奖太远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光中国文坛就有好几位如今依然写作的老师比他站得高——这话我说是可以的，就像儿子对外揶揄自己爹妈长得寒酸，不恭敬的基础是恭敬。
    村上春树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掌握了一种技巧，一种极其圆润优美的小说写作技巧，他的成就是技巧性的，每一个凡夫俗子都可以学习。这几年，村上春树老师的书越写越厚，但我已经不看了，厚的技巧和薄的技巧都是技巧。
    《白色巨人》中出现的人物，如常时和吴京（《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时改成了吴鲸），是《赞美赵小鹿》和《大胸脯的精神病女医生》中的主人公。那两篇小说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发表于方方老师主编的《长江文艺》杂志，是互为表里的姐妹篇。《白色巨人》，算是“奇迹与常识”这个双生故事的番外篇，与“奇迹与常识”的主线故事没有关系。
    《白色巨人》更像我对“鼓楼东大街”这个概念的一次确认，非常实际的把自己扔回了那个不存在的“故乡”。
    如今鼓楼东大街的灵魂——MAO Livehouse已经没有了，老板不知所终。从交道口看过去，鼓楼还是挺拔俊秀，钟楼还是低调沉稳，山川草木依旧，搞不懂为什么不将“暮鼓晨钟”恢复起来。
    人和人的梦想在轮回，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姚记炒肝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我那个开服装店的朋友怀心，会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王辉的秋刀鱼之味早晚得涨价，而我们那一代摇滚青年的精神残骸会化身其中，成为这场因缘的见证。
    那代人用艺术改变世界的梦想其实从未真正消散；再往前，那些胡同老住户们的气味也并未消散；再往前，那个民国少校盖房子时的欣悦也没有消散。其中真实无疑的那部分进化了，以其他形态做功，就像我写的这几篇小说，也是这种执念进化后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