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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善于融会中西 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在文化传统和知识背景上长期受中国文明滋养，对《左传》的接触和了解也比欧美更为久远。据考证，日本接触《左传》文本不晚于8世纪。进入德川时代（1603—1867），围绕《左传》的学术活动日趋活跃。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汉学界掀起了《左传》研究的热潮。正因如此，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与欧美汉学界差异明显。 日本学者的《左传》研究受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特别是乾嘉考据学）的影响较大，幕末时期就出现了尾张秦鼎《评注春秋左氏传校本》、中井积德《春秋左传雕题略》等考校成果。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日本的《左传》注疏、辑佚成果不断涌现。注疏方面有安井衡《左传辑释》、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和饭岛忠夫《左传释义》；辑佚方面有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攟逸》。此外，盐谷温《左传新钞》、小岛佑马《左传引经考证》也是卓有成果的考据专著。受惠于厚重的学术积累和文化背景上的“先天优势”，日本学者的《左传》研究得以“青出于蓝”。如《左传》襄公四年中“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这句传文，传统观点认为“有穷后羿”后面的《夏训》内容似在传抄中被疏漏；但同时指出，若原文中魏绛完整引述了《夏训》，则晋侯“后羿何如”的疑问便显突兀。竹添光鸿提出新解，认为这是晋侯急于获知《夏训》下文，急切间发问，打断了魏绛叙述。竹添合理解释了上述传文的疑问，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肯定。 除吸收中国学术传统外，日本学者也借鉴了近代欧美自然科学知识，如运用天文学知识考证《左传》成书年代。饭岛忠夫《由汉代历法看〈左传〉之作伪》、桥本增吉《〈左传〉之著作年代考》通过考证《左传》记载的岁星变化，推断其书为汉代刘歆伪作。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中，系统研究了“十二次区分法”“分野法”“干支纪年法”等中国上古天文知识，进而论证《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新城的研究不仅使得当时聚讼不已的“刘歆伪作说”告一段落，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被中国学界广泛采纳。 近代域外汉学界《左传》研究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等不同维度中两种不同因素的碰撞与交汇。正因如此，其产生的成果乃至产生成果的过程，均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左传》作为“经学”的重要内容，凝聚着厚重的中国传统学术积淀和思想精华。欧美学者对《左传》的译介研究，不啻为一次探寻中国古老历史和传统的学术旅程；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欧美学者在研究《左传》的过程中，屡屡为中国古代学者的学术智慧所惊叹：高本汉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学者未采用西方语言学方法亦可得出精密结论的钦佩。从中国角度来说，当清代学者已将考据学红利运用到极致的情况下，西方学者的思路方法为中国学者突破传统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中，日本学者再次发挥了其善于领会、学习先进文化的优长，将中西学术方法融会贯通，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范曾艺术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