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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域外汉学界兴起了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热潮。其中，《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备受欧美和日本学者青睐。域外学者对《左传》的译介、注疏、考证等，既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突破，也加深了域外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者与日本学者在文化传统和知识背景方面的差异，不仅使他们的研究路径呈现出不同特点，也进一步丰富了《左传》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 欧美学者侧重西学视角 由于中西语言文化差异较大，欧美学者的《左传》研究是从翻译工作迈出第一步的。最早翻译《左传》的欧美学者是英国人理雅各（亦作雷格）。19世纪40年代，他开始系统翻译“四书”、《尚书》等中国古代典籍，并于1872年完成了《春秋》和《左传》的翻译。理雅各的活动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此后，法国人顾赛芬也开始系统翻译中国古典文献，1914年将《左传》译为法文。20世纪初，受学术界疑古风潮的影响，中国学界围绕《左传》作者（如刘逢禄、康有为提出“刘歆伪作说”）、成书年代、编纂过程以及经史性质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西方学者也积极投身其中。瑞典人高本汉在《〈左传〉真伪考》中，运用语言学方法来考证《左传》成书年代，发现书中部分常见字的用法与《论语》《孟子》《尚书》等有异，据此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213年之间，为某一人或某一学派所作，从而反驳了刘、康的“刘歆伪作说”。1931年，法国人马伯乐在《汉学与佛学论丛》发表《〈左传〉的成书与年代》；1934年，美国人卜德也在《燕京学报》发表《〈左传〉与〈国语〉》一文，均以类似方法考证《左传》的成书问题。 《左传》不仅堪称“良史”，更因其笔法简洁生动而被视为“古文”典范，备受历代文人推崇，如《古文观止》收录《左传》文章竟达34篇之多。在翻译和考证过程中，欧美学者意识到《左传》深厚的文学和语言学价值，他们借助相关研究成果，编纂了多部汉语字典及语言学和文学论著，如顾赛芬《中文古文词典》、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盖伯伦茨《中国文法》、格拉纳《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等。1930年，美国汉学家法雷斯和骆任廷还专门编纂了一本《〈左传〉引得》，供欧美汉学界研究《左传》之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