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专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一部二三十万字的小说，初稿的写作周期通常在二十天左右。电脑键盘几乎与我的手指融为一体。我以这样的状态，连续出版和发表了多部作品。
    如今想来，其时我所享受的，不止是以文字营造奇观景象，更多的，是一种对速度的沉迷。在写作中，我找到了由流畅自如的加速度带来的强烈的愉悦，它极大地消解了我在其他方面所遭遇的挫败。
    我是个笨手笨脚的人，体育课上的差生。天生如此。于是，我喜欢一切能够让时间变得缓慢下来的事物，譬如睡眠，譬如发呆，譬如读书和写字。任何快速的节奏都会让我力不从心。然而，生活自有一套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则，这让我吃力和紧张，关于成长、责任等等，它们没有使我变得更加灵巧与睿智，反而延绵不绝地让我袒露出自己的软弱，我被汹涌的力量挟裹着，在光阴里，在人群中，几乎是脚不沾地地一路向前，巨大的、无法自控的惊惶牢牢攫住了我。从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无法从容地去做一个慢吞吞的人。对此，我狼狈而恐惧。
    后来，在一些育儿书上，我看到了一个名词，感统失调。意思是，天然的手眼不协调。它毫无道理地存在于某些人的身上。我用它来解释自己的愚钝，不会做饭，不会化妆，不会应酬。这些，或许都是有因由的。这时候，我已经不是那个忧伤失措的文艺女青年，在迷惑与困窘中，我渐渐地找到了与世界和解的方式，那就是承认和面对自己的笨拙，由此而对于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做出适度的让步。这种让步，反而使我能够较为自在地去表达、去行动。
    假如这能算作是某种洞见，我想，它正在影响着我的创作观。早些年，文学在我眼中，有着神话和奇迹的效果，我用它来对抗，甚至是拯救自己的单调与平庸，并试图在其间找寻永恒的光芒。在我看来，文学的主题似乎首先是一个缄默的主题，它高高在上，我避免谈及，仿佛它是我的隐私、我的情人、我的原罪。而我对于题材的选择，同样隐喻着一个平淡无奇的女子对于人生的宣战，所有陌生的、通过习得而非体验得来的、间接的经验，包括爱情的、俗世的，善意的、邪恶的，我都孜孜以求地努力去描摹以及还原。我的故事安排得圆满而周密，但是，往往在最重要的时刻，在最关键的地方裂开一条缝，那条缝，阻隔了抵达真实和真相的路径，让所有的疼痛、胁迫、挤压都变得无足轻重。那是因为，我忽略了一个事实，幻象并非镜像，前者来自彻底的虚无。这让我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绕路。
    这段蜿蜒的绕路，终结在卡夫卡的跟前。卡夫卡告诉我们，生活，才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悬念。这句话，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颠覆了我对悬念的全部构想。原来，我苦心孤诣构建的悬念，竟然不堪一击、不值一提，所有形而上的孤独也罢，伤痛也罢，在形而下的生活里，就是一个绝望的笑话。我总算知道那条导致横亘与疏离的缝隙里头藏着什么了，也终于知道了那些快速创作带来的后果，那就是，永远与生活迎面而来、短兵相接，却永远与生活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现在，我回到了中短篇的写作中。我写得很慢很少，我从未发觉，竟是这种徐缓的方式，让我在不得不飞速奔走的现世里，感受到了与身体和内心相契合的安宁。这种安宁充满了力量，它挽救了我的仓皇，给予我踉踉跄跄的脚步，最为温暖的修复以及最为坚定的疗愈。
    于是，从《譬如朝露》到《漫长的告别》，再到《狻猊》，直至《过午不食》，我慢条斯理地写着，不疾不徐，既在宣告，也在沉默。这是一系列关注高校的作品，在大学工作了整整二十年，触手可及的人与事前所未有地散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华彩。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同样未曾预见的是，生活与文学，原本就是世间最近的距离，阻碍它们的，不是想象力的贫瘠，而往往在于视野与深度的缺席。
    感谢卡夫卡，他让我顿悟，人生的残酷正在于为了艰难的生存而不择手段。也要感谢罗曼·罗兰的那碗心灵鸡汤：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想，我已经无限接近这样的英雄主义——
    尽管，尚在身手极其不协调、极其不优雅地全速前进之中，尚在探索幻象与镜像的路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