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个布鲁克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街区中，这里的居民大多是黑人，他们来自田纳西、牙买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来自“南方”。故事的时间恰好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但杰奎琳·伍德森所写的，是美国民权运动阴影背后的布鲁克林，我们看不到马丁·路德·金，只有不会说英语的妓女，猥亵女孩的退伍士兵，等待着战死的儿子归来的胖女士，未婚先孕的拉拉队长，失去双臂、用舌头注射毒品的军人。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以小女孩奥古斯特的口吻娓娓道来，充满希冀和感伤。虽然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却让人回味无穷，美得像一首散文诗。 这本书总让我想起《芒果街上的小屋》。同样是在移民街区里长大的女孩，埃斯佩朗莎曾说自己离开芒果街是为了更有意义的归来，她喜欢写作，可以在文字的世界里寻找自我。相比之下，奥古斯特的少女时代虽然有三个要好的朋友，却显得一无所有，迷茫而受伤。 在小说开篇，曾有人问过奥古斯特：“你孤独吗？”她毫不犹豫地说不，但她知道自己在撒谎。因为她是黑人，她是移民，她没有母亲，她总会长大。 布鲁克林不属于奥古斯特。她和朋友们学着以当地人的姿态行走在大街上，高声说话，放肆大笑，仿佛是这里的主人。然而有时候，她们又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小说多次描写了女孩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对于归属感的缺失：她们对民权斗士如数家珍，对白人的食物和文化嗤之以鼻，却又被母亲告知“你身上惟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遗传给你的黑皮肤”“一定要设法摆脱它”；她们看不起犹太社区的富人，却又幻想着住进大房子；她们每个人都并非自愿来到这里，都渴望离开，却又十分害怕被送回“南方”。 伍德森还描写了布鲁克林的其他居民——那群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白人移民:头发雪白的德国女人；穿得一模一样出门购物的爱尔兰姐妹；总像刚刚大哭过一场的红发母亲；朝街上孩子叫喊的男人；还有那些“从不跟我们一起玩”的白人孩子。他们也曾试图成为这里的主人，却在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仓皇搬出了街区，恶狠狠地盯着黑人孩子，好像他们是怪物。而后者对于他们的态度同样非常复杂。搬家车驶过后，街区里的孩子会神气十足地做游戏，高唱民权运动的歌曲，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奥古斯特说，那些穿着得体的白人孩子一走，“这些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抽打木陀螺的棕皮肤男孩，看上去也明显不一样了。” 奥古斯特不是这里的主人，这些白人移民显然也不是。那么谁才真正属于这里？关于这个问题，小说最终也没有给出答案。 另一种孤独来自于亲情的缺失。在小说开篇，我们得知奥古斯特的母亲失踪了，而父亲在越战中失去了两根手指，每天只是沉默不语，几乎在奥古斯特的青春中缺席。奥古斯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和弟弟：母亲很快就会来了，也许是明天，下个明天，或是下下个明天。直到小说最后，她再一次回到故乡田纳西，才有勇气承认母亲已经死了。 奥古斯特对于母爱的渴望令人心酸。她幻想父亲带回家的那些女人能暂时充当母亲的角色，幻想着她们能为她做早餐，梳头发，在父亲出门时吻别她，幻想着他们四个人可以围坐在一起吃饭，哪怕吃的是杂货铺里买来的便宜东西。后来，她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去看心理医生，理由也同样令人心疼——她可以沉默地在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坐上一下午，只为了看到一张棕色的女人的脸庞，让她想到母亲，再次确信她很快就会回来。 不仅是奥古斯特，在《另一个布鲁克林》中，几乎所有的母亲都是缺席的：住在奥古斯特楼下的妓女珍妮，抛下两个饿得直哭的孩子出门接活，目的只是为了喂饱他们；安吉拉的母亲，曾经是位优秀的舞者，最后却变得又老又丑，一个人死在了阴暗的街区，成为了女儿想要藏起来的秘密；琪琪的母亲漂亮得像个杂志模特，理应让女儿感到自豪，但是当琪琪演出失败，从酒店顶楼一跃而下时，她又在哪里呢？小说对此只字未提。 甚至因为孤独，奥古斯特的友谊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当她第一次从公寓窗口看到西尔维娅、安吉拉和琪琪时，惊讶她们是那样坚不可摧，让她感到了一阵近乎于憎恨的嫉妒。而当她终于站在另外三人面前时，也从各自的眼中看到了迷茫——小说原文用了一个词“hunger”，既指饥饿，也指对于归属感的渴望。她们有各自的秘密，有许多不肯说出口的话与无法交流的瞬间。她们早就知道在长大成人后，四个人注定会渐行渐远，但此时此刻，她们需要彼此。 《另一个布鲁克林》中文版的封面上，是一个小女孩牵着气球飞翔，预示着主人公最终会离开这里的命运。这让我想到了电影《鱼缸》的最后一幕：一只银色的气球飘荡在贫民区上方，似乎暗示着少女的离去会换来更好的生活——然而在镜头里，气球无论飘得多远，都始终无法摆脱这一片灰暗的街区。她们想要改变生活，努力寻找，但最终抵达的不过是“另一个布鲁克林”。 （《另一个布鲁克林》，[美]杰奎琳·伍德著，张维营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