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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丈夫》写的是小人物、个人命运，但背后是跨文化跨国度的大题材、大背景。这样的小说落到我这个没啥文化的人头上，自然得下不少功夫。小说分三大部分，是最后部分的华工最先引起了我的兴趣，100多年前的那场大战让整个世界动荡不安，在当时积弱贫穷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竟然还派过14万人奔赴欧洲战场。要知道，那些华工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出发前他们要经过严格的体检，戴上刻有自己工号的铜镯，分班按营接受军事化管理。可对他们每个个体来说，他们只是去卖体力讨生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亲手签下的合同里，是国家“以工代兵”的战略意图。他们只是一群无意识的历史参与者。可是，无意识并不等于无作用。回看我们人类滚滚的历史，多少例子可以证明，充满预设的历史，却因为无意识者的突然介入改变了方向。就拿一战华工来说，当时两军交战已陷入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就像一架砝码相当的天平，14万华工即便是一根稻草，那它放到哪一方，都会改变战局的结果。我就想，一群讨生计的农民，他们掏渠挖壕、扛码头、做车工、抬担架、埋死人，与一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2014年11月26日，法国政府在巴黎的华人社区向一战华工致敬，时任国防部长的勒德里安这么说：“14万华工中的每一个都阻止了法国走上灭亡之路。”在法国历史非常恐怖的时刻，华工的救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就是说那群身穿粗布棉袄、打着绑腿、满脸憨气（也可能是稚气）的中国人，阻止了法国走上灭亡之路，他们很可能就是那群无意识的改变历史轨迹的扳道工。 可他们只是一群朴实朴素的中国农民啊，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除了当年北方的自然灾害之外，他们知道自己要远渡重洋，要和曾经被自己视为蓝眼黄毛“怪人”的人在一起战斗，在那个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而且战火连天的土地上，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他们带给了欧洲人怎样的理解？于是我去寻找这些疑问背后的原因，寻找民族、文化基因里那些隐性却牢固的东西。各种专家论文、资料汇编、传教士的回忆、旅游者的日记、士兵的日常生活记录，能找到的资料都我尽力去找。透过那些资料，历史深处的各色人等便开始由模糊变得清晰，由呆板变得鲜活，那些曾经被“因为”“所以”简单定义的事件，也日渐变得复杂和亲切起来。作家写作，不就是在努力探寻世界的复杂性吗？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和勇气。 《中国丈夫》是写中国人，我只不过是放在了那个动荡时代，站在更为广阔的地方，换了视角罢了。我知道写这么“大”的东西会不容易，搞不好就会成一堆误读和误解。辜鸿铭先生1914年就写过《中国人的精神》，曾在欧洲引起轰动，林语堂、胡适等一代大师也有过类似的文字，但那是大师们的看法，多数是讲稿和随笔。我只是一个小作者，写它是胆大了一些，妄图了一些，但有什么关系呢？我要提供我的理解，我的经验。我是不懂绘画，但并不影响我拿起笔来涂鸦啊。 这算是自说自话吗？我不认为。在创作《中国丈夫》期间，我是完全忘记自己是作者的，我心甘情愿只当小说的代笔或书记员。我呕心沥血完成它，只为听从小说的摆布。如果说小说从一开始就设了局，布了阵，给我一堆“信心满满”的材料，我照它的意思去做，我上了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小说的创作就和历史一样，开始时有着那么美好的预设，打算着一切都完美，但最后发现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无意识的参与者出来捣乱，轰隆隆的历史就此改道，一部小说也就由此坍塌了。我不是没有这种担心，但我知道，担心也没有用。 我不是在夸大。说个笑话。抗战时期，我们村总受日军扫荡，只要炮声一响人们就会逃跑避难。有一天晚上，人们被慌乱声惊醒，一股脑儿地穿衣下地外逃，结果翻山时把两个人挤下了山崖。等到天亮，人们发现西北角山垴上的报警树没倒，才意识到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来。于是大家追查警报源头，结果追到一对老夫妻身上。老妇人说她听到炮声响了，老汉说他没听到，只记得自己放过一个屁。于是就有了“一屁吹了全村人”的笑话。可被挤下山崖的那两个人，因为他们的死，全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 在创作《中国丈夫》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笑话。笑话归笑话，历史归历史，创作归创作，三者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当我们意识到隐暗之处那些无意识的常常被忽略的东西存在时，很多事件就变得好玩了，而且会让你哭笑不得。有时候，哭笑不得的东西更接近真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