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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浮士德》是与莎士比亚戏剧比肩的世界文化瑰宝。作者为了弘扬浮士德精神，倾毕生心血，花费了约六十年的光阴。对这位文化巨匠，冯至先生曾评说：“人们一旦从长年的忧患中醒来，还要设法恢复元气，向往辽远的光明，到那时，恐怕歌德对于全人类（不只是对于他自己的民族）还不失为最好的人的榜样里的一个。”冯至先生还说，如果我们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读懂了《浮士德》，那么就会觉悟到人生在世，不仅要同身外的魔鬼做斗争，恐怕还要花更大的气力来同自己身上的魔鬼做斗争，因为“与外界的阴暗斗争，固然不易，与自身内的阴暗斗争，更为艰难，……与自我搏斗是一种可贵的德行”。因此，浮士德精神当属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浮士德》巨制是于1831年最终完成的，约百年后的1928年开始被介绍到中国。1949年之前，仅见郭沫若和周学普的译本，之后三十年未有新译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钱春琦、董问樵、梁宗岱的中译本陆续问世；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陆续又有《浮士德》的新译出版，目前至少有十来个译本。 每种译本的译者，都有过呕心沥血的翻译经历，他们每个人都与歌德和《浮士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因缘。绿原和他的《浮士德》中译本，也是如此。 绿原是20世纪40年代走上诗坛的诗人，他的《浮士德》中译本出版于1994年。绿原曾写过《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一文，文章说，在人类文化史中，能超出文字层面，以其毕生凝聚并闪耀出来的人格力量、心智密度、思想深意影响世道人心，进而开拓人类世界观的大作家是屈指可数的。虽然以写作质量见长的大作家的成就与影响各不相同，难以比较，但就其对人的榜样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教育内容的现代性和平民性而言，除了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向歌德走去。这一认识应该视为绿原与歌德的缘分。 《浮士德》原著是一部诗剧，绿原的译本却基本是散文体。其中的原因是，绿原在青年时代阅读过前人的《浮士德》中译本，阅读效果使他对译本所采用的中国传统诗词韵体是否符合原著格律产生了疑惑。20世纪80年代由于业务需要，绿原对照原著读了几部《浮士德》的中译本，无意中发现文学翻译存在相当大的选择自由。对于作品这一既成客体的理解和阐释，不但在作者和译者之间难以找到完全一致的绝对根据，在译者和译者之间由于在情绪上与原作相沟通的渠道各不相同，也是见仁见智的。因此他意识到，文学名著的复译不但不是多余的，反倒是为了从多方面认识这部名著而必须加以提倡的。因此退休后，他接受了工作单位向他提出的更新《浮士德》译文的建议。 但是《浮士德》是部内蕴坚实、结构繁复的巨著，应当如何着手呢？在内容上，这部名著远比一般作品博大精深，涉及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形式上又包含各种错综复杂的手法，五花八门的体裁和风格，分析了国内外不同的翻译先行者的选择，结合自己作为读者对不同中译本的实际阅读感受，绿原觉得如果按照《浮士德》原著格律亦步亦趋进行韵体翻译，不仅费力而且未必适合普通读者。《浮士德》的英译本就各有千秋，海沃德的散文体似乎更能使不懂德语的英语读者读懂《浮士德》。而外国文学理论家小泉八云的见解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信心：“译文应当尽可能在英文允许的范围内接近原著的形式。总之，我们应当从译文获得原著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面意义……”绿原还请教了德语和意大利语专家、但丁《神曲》的译者田德望先生，田先生“用散文来译”《神曲》的选择，与小泉八云的见解不谋而合。 绿原于是决定，既然与原著语言密切相连的艺术性，难以靠陌生的“外国语”来传递，何不老老实实用散文来翻译，争取把原著的思想精华多少翻译出来，对于不懂原文的读者，也不失为一点实际奉献。于是，他决定了具体译法：原著的大部分叙述性和议论性章节，对于一般读者，理解重于感受，就直接译成散文，以便让读者的注意力摆脱陌生的韵体格律的干扰，如实而完整地接受和掌握原著的本事、情节和主题思想；某些抒情性段落在不妨碍读者完整理解的情况下，则以适当的韵体译出。因此，绿原的《浮士德》中译本除很少一部分保持分行韵体以显示其抒情性质外，基本上把优先权让给了散文体，当然也并不回避音韵上的某种偶合。绿原的选择受时间维度影响，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他希望不懂德语的普通读者通过比较顺利的阅读，逐步接近作者花毕生光阴倡导的浮士德精神。 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故事，喻示了灵魂内部与灵魂之间的斗争，从积极方面说，前者代表人类不断奋发进取的主动精神，后者象征着怀疑与否定。可以说，《浮士德》的奥秘，即人生的奥秘。 作为《浮士德》的中译者之一，绿原深知翻译是项阶梯型事业，他钦佩其他严肃译者的进取精神，对能参加追寻《浮士德》精华的接力赛感到荣幸。他相信，随着汉语及读书界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浮士德》中译的继续更新也属必然。（作者：刘若琴，系翻译家绿原先生之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