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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名校诞生的机制 学校能否出名肯定不是目的，做哪种类型的校长也不是关键。校长和教师的使命是把学校办成圣洁的“学府”，而不是投机的“学店”或者盲目的“考场”。 优秀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精神领袖”和“形象大使” 学校是失败教育的“案发现场”，也是成功教育的“精神故乡”。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拥有一张或者几张精神名片，精神名片的抬头写着某所学校的名字。 《名校和名校长的诞生：中国近代“校长群落”研究》一书，是从历史、文化的“通道”侧身而入，通过对人的认识、对故事的追述、对原貌的追究，去探究名校和名校长的诞生。这使得这本书看起来更像是一份“教育传记”。 中国的“校长”称谓正式启用于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所有新式学堂均改称学校，以前的称呼“堂长”一律改称校长。校长主要负责计划、行政、教学督导、社会联络等4个方面的工作。 由于这种工作性质，一位优秀的校长就成了一所学校的“精神领袖”和“形象大使”。一所名校的背后往往是一位著名校长的努力。说起北大，人们就会想到蔡元培；说起南开，人们就会想到张伯苓。 本传记的传主主要是校长，但也不完全是校长，确切地说，是“校长群落”。校长群落是一个新名词，创造这个新名词的动机来自于为本书的写作开辟一个研究假设的需要。 一项研究如果能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能照亮整个研究过程。提出一个好的假设，求证就成功了一半。在对百年来中国三代校长（民国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后）的研究中，校长群落的意象隐约浮现。当它被“勇敢”地确立为本书的研究假设后，笔者发现，校长群落这一概念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来统领要写到的校长、教师、学校。 一位好校长一个风云群创造一所名校 一所名校需要一位英明的校长，但单单一位校长还不足以支撑一所名校。北大不仅有蔡元培，还有陈独秀、胡适、辜鸿铭等风云教师。或者说，即使一个校长不具备雄才大略，假如他能够招揽一个群体、创造一些条件，也同样可以造就一所名校。 一个校长群落包括哪些要件？ 首先，当然是一位有实力的校长。身为校长，要么像蔡元培那样，拥有厚实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要么像张伯苓那样，虽然“一穷二白”，但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争取到认同与支持。实力，是校长的高度。 第二，聚拢一批叫得响的名师，自成“门派”。张伯苓为“南开”聚拢了杨石开、姜立夫、蒋廷黼、萧公权等术业有专攻的大师级教师。当时社会各界著名人士都把自家子弟送入南开读书，因为他们对整个南开抱以信任，而不只是冲着校长张伯苓而来。校长要做的是打开门庭，“不拘一格”招人才，创造优厚的条件，让教师安居乐业，在各自领域里搞出“动静”，成为一代名师。同时，一校教师虽然“各自为政”，但必须拥有一脉相承的“根”，他们才有可能凝聚为一个“群”。此二者即谓“门派”。“门派”，是校长的宽度。 第三，一所好学校的名声要传播开来，需要有传人。“南开”培养出了梅贻琦、张彭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著名学生。学生是学校最直接的“宣传品”，这是一种结果式的传递。另一种开花式的传递是一所学校的教师或毕业生，沿袭“母校”的传统在他地办学；或者，一个校外的人，学习一所名校的经验而开办一所类似的学校。一所名校，既可以“硕果累累”，也可以“遍地开花”。传人，是校长的长度。 校长的高度、宽度和长度就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校长群落。 在转换中寻找支撑学校生命的使命 为什么民国时期会涌现那么多的大师、教育家，而教育家之谓在现代却鲜有人能担承？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那么，这种使命感从哪里来？ 我们提出的假设是，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杰出人士投身教育，是因为当时国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国人普遍期望教育救国，希望通过教育来启发民智、储备人才。这种普遍的使命感几乎成为一种“教育宗教”。 民国时期之所以可以形成校长群落，正是因为那群人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教育宗教”、一个一脉相承的根。 那么，民国时期“压迫与奴役”的困境、“救国与保种”的反抗在当今时代转换成了什么？其中一个假设是：在当代，很多年轻人沉溺上网打游戏，或者泡酒吧、谈恋爱，出现了“宅男宅女”、“傍老族”、“月光族”……他们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代恰恰有另外一种使命感。他们要把人为的框框打碎，要把过度的理性颠倒过来，取消一切功利的劳作，恢复人的自由。他们宁愿无所事事地发呆，宁愿活得像一只动物，宁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过去是“劳工神圣”的时代，而现在，是“审美神圣”的时代。属于这个时代青年的关键词是：游戏。 这个看起来本身就有些“疯癫”的假设给我们的提示是：我们需要诞生新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名校、名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题和机制，我们这个时代有与那个时代相似的机制。但是很多东西已经转换了形式，我们需要发现那个时代的机制，也需要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形式。 成名机制不同，成为名校的路径也不同 本书的努力只是一个勇敢的试探。对于所选取的三个校长群落的主题，我们有一个大致的归纳：在上海，以黄炎培为首，马相伯、张謇、张元济、穆藕初等人聚集在一起的，是职业教育派；在浙江，以经亨颐为首，夏丏尊、丰子恺、李叔同、朱自清、匡互生等人聚集在一起的，是人格教育派；在江苏，以郭秉文为首，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俞子夷、舒新城等人聚集在一起的，是教育科学派。 这三个校长群落所显示的“成名机制”呈现了三种打造“名校”的路径： 第一条路径像黄炎培主持中华职业学校那样，做职业教育，在教育中恢复生活的生动，抬举劳动的高贵，将课程设置为“学习+实践”的模式；为学生提供职业指导，尽早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职业意识和专业感，使学生走出学校后能够“有业”、“乐业”；密切关注社会的发展与需求，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开展社会改造活动。 第二条路径像经亨颐主持春晖中学那样，做人格教育，把培养学生的人格作为教育的头等大事，把文艺、演讲、体育和学校环境作为最重要的课程；聘请人格高尚、学问渊博的教师，并创造条件使教师聚集为“安居乐业”的“专业共同体”；与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密切联络，与学校保持思想的交流与友谊的沟通。 第三条路径像俞子夷、廖世承与舒新城主持东大附小、东大附中那样，做教育实验，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着问题寻求某种教育理论的支持，带领教师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或实验；联络志同道合者，组成教育社团，为改良教育而共同从事调查、研究，并借助于社团的力量奔走、行动；联络外国专家、留洋博士，从世界范围吸收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 《名校与名校长的诞生：中国近代“校长群落”研究》，陈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报》2012年5月21日第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