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尔斯泰曾担心，如果万一耶稣到了俄罗斯乡村，那该如何是好呢？我们中国作家中，可能鲜有如此深沉伟大之宗教情怀者，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虔诚的基督信徒们——大批来自英美的西方传教士，确曾以耶稣之名到过中国乡村。那是清朝末年，一个西风东渐、春寒料峭的傍晚，年轻美丽、信仰坚定的英国女子阿曼达携着幼小的妹妹安琪拉，在中国女信徒罗子漫的陪伴下，忍受着饥寒和劳累，走在荒凉寂寞的辽西乡野上，正为寻找安身之所而忧心忡忡。丛培申这部洋洋60万言的小说，就这样开始了讲述。 《烟火人间》无疑是奇特的作品，它不是通常意义的历史小说，而是在民间的立场上，展示了一段特殊历史记忆中的家国之思和家国之痛。小说的时间跨度很短，然而小说的叙述却是惊心动魄、曲折跌宕的，一如绵延起伏的辽西丘陵。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瞬间，这个转型瞬间的绵延和展开，构成了近代史的序幕和全部戏剧性的预演。其场景之多变，高潮之迭起，人物和事件之纷纭，就像昆德拉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说，充满了“生活中骤然升起的密度之美”。 但生活中不仅会升起密度之美，也会升起密度之恶。这大概是中华民族最难忘怀的一段痛史，国势倾颓，外侮日强，鸦片战争之败北在前，八国联军之烧掠在后，当此时日，即使在相对偏远的辽西边地，也同样存在着多种势力的生死博弈与较量。这里有统治阶层中不识大势的因循弄权者、腐败者及最后的被牺牲者，也有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官场投机者和新生代官僚；有身为公车遗老却又只能为先圣之道慷慨悲歌的边城硕儒，也有不断被寄予厚望又不断被侮辱、被损害的读书种子；有风韵尚存、坚韧不拔、无怨无悔地支撑着一个破落世家的卫道者和母亲，也有出身或高贵或低贱，或因懦弱而遭辱，或因抗争而沦落的年轻女性；有成分复杂、行事诡秘、如侠客也似帮会的革命党；也有持刀奋起、懵懂浑然、被裹挟在义和团风潮中前仆后继的血性农民；有来自东邻北邦，或阴毒如鬼魅、或残暴如虎狼的日俄潜伏者和掠夺者，也有远涉重洋，笃信耶稣，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英国传教士及其沉迷于华土文化、沉沦于异乡恋情、在基督教义和儒学经典之间徘徊迷惘的女儿。 丛培申是出手不凡的年轻实力派作家，关于《烟火人间》，他说自己的写作初衷，就是要通过揭示那段特殊的历史，写出“一个民族的死亡与再生”。纵观全书，我觉得这并不是过高的期许。作者以最大的真诚，通过以写实贯通意象与思辨的个性化叙事，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不仅根深叶茂，而且渊深流静，她可以包容和吸纳，但其精神的原点、灵魂的本色是不可改变的，任何统摄、消融、殖民、渗透、异化这种文化传统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哪怕是最底层、最卑微的“老中国的儿女们”（鲁迅语），骨子里都充满着她的血脉和力量。 作者的叙述是令人震惊和震撼的。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场面化，这种空间与氛围的流动感，我们在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不难发现，但《烟火人间》的场面化叙事，不仅有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更有鲜明的精神质感和象征意味。如小说中荣念萁的被“卖于市”和弓然明被判凌迟的场面，戏剧性集中而聚光鲜明，两个弱女子的“罪与罚”，照出了一个没落王朝及其政权的本质，而这两个出身贵贱截然不同的女性，面对巨大的羞辱与痛苦，却表现得那样沉静、淡然、无畏，在国难当头、大厦将倾的时刻，这种精神的定力，确如鲁迅先生所说，足可视为中国女子之承当精神，虽压抑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总之，这里有共赴国难的快意恩仇，有人逢乱世的爱恨情仇，也有文化碰撞的书剑恩仇。而综观全书，不同文化碰撞交流的主题相对更具有思想的贯穿性。从秀塔书院到红山教会，主要人物来来往往，形成了儒学精神与基督信仰，中国经验与西方价值多层面复调对话的格局。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谈到古希腊作品时说，它们的真正魅力，就是“让大地成为大地”。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地成为大地呢？海德格尔认为，大地本身并不能成为大地，还需要有“天地人神四重奏”的交响。特别在天地无光的黑暗岁月，正如《烟火人间》所表现的，人与神的关系就成了更重要的主题。 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层面上，穿越历史风云，走进世道人心，这确实是并不轻松的选择。现代以来，中国作家的文学书写与基督教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或题材结构，或母题显现，或精神形象，或话语方式，或情感隐喻，都可以找到某种创造性吸收或转化的痕迹，但像《烟火人间》这样，不仅正面剖析基督教精神与中国文化语境的冲突及融汇的可能性，而且把西方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和一个东方民族面临危难的心灵秘史贯穿起来叙述，戏剧性的密度和思想性的密度相得益彰，还是十分少见的尝试。 陈寅恪曾为王国维之死写下这样的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这里，民族劫难与文化苦痛，构成了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叙事基调。尤其文化苦痛的表现是普泛的、强劲的、痛彻骨髓的，与其说它属于士人或特定阶层，毋宁说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们看到，当义和团“拳匪暴民”与罗子沫一起被打入死牢的时候，这些本来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读书人不该和自己一样，他不该死，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他们甚至用全体招供来换取罗子沫的性命。直到被处决之前，他们还想最后听一听这读书人的声音。在他们心中，儒家的求仁得道之思是某种寄托，但更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主义幻象。这就是读书种子的意义，连荣格在自己也即将沦为罪臣之际都醒悟到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有意无意地保护这个读书人，就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有一条不忍断绝的根脉。 《烟火人间》是一部心史之作。小说的叙述主线是义和团运动在辽西边地的兴起与失败，而与此相关的则是基督教“西风东渐”的历程。实际上，关于义和团的争议是始终存在的。“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长歌歇”，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段特殊历史中人与宗教的关系，似乎仍是恩仇未了，是非难辨。这里有客观的史实求证和文化辨析，也有“污名化”的所谓评判。其实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宗教就其本源来说，首先就是对人间苦难的关怀与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宗教评判是一切评判的基础。”关于义和团也是这样，不说摧残民气，会酿成怎样的世界，至少既然是评判，就不该忘记评判的本源和基础，那就是一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 由此观之，《烟火人间》对文化奴性的轻蔑，对文化自信的诠解，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发掘与思考，是尤其值得肯定和赞佩的。小说以正史之思，心史之韵，构成了精神底色。普通民众在苦难中的歌哭呐喊、民族生存的渴望、文化信念的坚守、社会变革的吁求，这是整个叙事的基本律动，也是那个时代的本质和历史前进的主流。 阅读这部长篇，我有一种穿越隧道或荒野之感。就人物形象而言，罗子沫、荣念萁以及本身即为基督徒的阿曼达和罗子漫，他们虽然信仰不同，却都曾有过受难、困惑、迷惘、堕落的经历，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时代“迷羊”。而这里的中国经验在于，对这些人物来说，宗教的忏悔与救赎情节并不存在。如果可以称为救赎的话，罗子沫在战乱中独自去寻找阿曼达，可谓别具人性光彩，包括荣格在流放途中的自尽和郎纪平面对日本人胁迫的自焚，也都可视为某种文化殉节或自我救赎之举，但这种救赎力量并非来自基督的神性，而是来自孔子的灵光。小说的叙述者，就像某种意义上的伦勃朗，似乎“总想把主人公从黑暗中拉出来”，只是这种拉出来的力量也是中国式的，是中国的价值与经验：“落日的余晖总给人温暖的感觉，就像老人的眼神，照射着幼小的地面”。 而实际上这是一片神奇古远的大地。 这片大地上有我们的家园。《烟火人间》不是通常意义的历史小说，也不是前些年流行的家族史小说。但小说却始终有一个家园的意象，那就是破落的、贫寒的、风雨飘摇、惨剧频发的罗家，可这个家园的容纳力和支撑力却是强大的，直到小说最后，幸存的男人女人们又冒雨回到了这里，“好像彼此都各自找到归处，静默静坐，有万般心事需要久久地回味。于是，这个百年罗家大院，在雨中迎来了少有的宁静”。 阿曼达的母亲对女儿说，他们不该来这里，中国是一片复杂的土地。其实和他们的土地一样，这片土地并不复杂，它在人与神之间只需要一个灵魂，那就是信仰和信念，数千年浩劫巨变，这片土地惟以此浴火自救，家园长存，生生不息，并不断新生为更神奇更美好的大地。 （《烟火人间》，丛培申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