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孝感作家周芳的创作以散文始，2013年出版的散文集《沽酒与何人》显示出大格局大胸襟，文字紧致简约有劲道。开篇《烟墩山》写的即是面对她所居城市的一座公墓的哲思。并无亲友安葬于此，但她悟出了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式的人生况味，显示出以文学悟生死的创作追求。
    现在，周芳又推出了直面生死的非虚构小说《重症监护室》。她以义工身份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小半年的时间，通过与医生护士、重症患者以及家属等人的真实接触，写出了一组九个“蕴含大情怀的小故事”：二床的前夫面对多次出轨的前妻，每年用自己的工资来为她治病，对他来说“复婚”意味着男人尊严的耻辱，而“再婚”则意味着放弃前妻，面对两难的抉择，这个老实人充满纠结、只是埋头挣钱给前妻治病；王桂香老人由于肺部严重感染对呼吸机十分依赖，对生充满了渴望，然而家人却因为住院费用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老人的治疗；王婆婆因为车祸住进重症监护室，儿女几乎不曾去看望她，即便如此，王婆婆却仍旧百般护着他们，直到过年时孤身一人才流下眼泪……在这里，一个人的一生是被这样描述的：“凌晨5点10分，刘军兰停止心跳。7点53分，屈医生开始填写死亡证明。7点58分，她填了3分钟，刘军兰的一生填完了。”作品对于疾病治疗症状的描述让人胆战心惊，真实地再现了医院中常见的世情冷暖。
    在生死之间，社会伦理呈现出了哪些状貌？《重症监护室》揭示得深入而全面。其中既有像刘军兰家人对传统伦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固执，也有像二床前夫面对出轨前妻的纠结与坚守，还有像王婆婆那样被儿女遗弃展现出的道德伦理的异化。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被作者描绘在文本中，增强了读者的现场代入感。这些故事看似相互独立，实则有着一条探讨生死与伦理的隐性线索。
    在文本呈现方式上，作品也以非虚构的真实感为重。周芳集中选取了发生在重症监护室病房的一系列故事，切实地履行了非虚构写作的“行动”与“在场”。然而这部作品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作者对真实的忠诚”：作品中所有的故事作者都参与其中，让人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真实。日记体形式记录了4个多月的生活经历，包括前三个月的医院义工生活以及自己生病住院的真实经历。每一节都记录了确切日期，每节结束后都有作者的补记，或是对上节内容的补充，或是抒发内心情感。这些都有意或无意地增添了文本的非虚构性。作者通过对医院中白色、粉红色、绿色的描写，寄托对生命的情感态度。面对死神的重症患者及亲人的心理刻画，动人心魂。作者以自己的女性视角、女性心理看待生死，使读者获得了更加细腻、深入的审美体验。“生死反复”“生命至上”“生命的脆弱与强大”是作者始终在渲染的伦理主题，使这部书写病痛与苦难的作品得到升华。《重症监护室》中不仅有作者的声音，还有作者借助其他角色发出的隐含的声音，如医生、护士、病人及病人家属等不同声音，他们代表的立场或许相互矛盾，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小说反映的社会问题。不同的声音交织，营造出作品意蕴多重的可能性，使文本呈现出更加丰富、令读者良久回味的内涵。
    读《重症监护室》，关于“生与死”的道德哲学跃然纸上。“重症”两个字就是两柄大锤，重症监护室，生与死的关口、阴阳交界之所、身体与灵魂的搏击场，死神就在旁边。如此极端的情景，有利于作家表现人生、拷问人性。作者巧妙地运用叙事策略将客体性的生活对象、主体性的思想感情、本体性的文学技艺有机统合于非虚构创作过程之中，进而达成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艺术统一，也使文本产生了更好的接受效果。
    《重症监护室》，以一个案例说明了当下非虚构文学繁盛的理由：结实而深刻的真实比花哨而浅薄的虚构更有分量更有魅力，也更有文学的社会学的价值。
    （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8月29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