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占黑有一个自称为“街道英雄”的创作计划，作品一律整齐地取名为“XX的故事”，散发着学徒期低调的习作味道。小说几乎是清一色的市井小人物短篇白描，将故事性融化在细腻，平实的日常肌理和方言谐趣之中。一篇篇读下来，又有小说初学者中少见的舒展，从容和洞达。
    倘将“街道/英雄”拆分来看，“街道”是王占黑为自己的写作划定的空间。旧居民楼，棋牌室，水果摊，五金店，送奶站，早点铺子，垃圾回收站，叙事者流连其间，将感官全部敞开。王占黑曾在《春光的故事》《小官的故事》里，写自己如何在家附近蹲点，游荡，花数个月闲坐探听，承认自己“喜欢上街看来看去”。就如同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来到了鱼龙混杂的老式街区，移步换景，将生活的边角料一一拾获。“他能捕捉转瞬即逝的事物；这使得他把自己幻想成一个艺术家。所有的人都赞美画家的蜡笔速写。巴尔扎克认为，这种艺术才能离不开一种快速捕捉能力。”[i]王占黑首先以一个闲逛者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线，本雅明说过的话，用在她的人物速写里也是合宜的。凡市声嘈杂处，总有热腾腾乱哄哄的尚未被消化的人间烟火，是作者寻觅短故事的好去处。速写一向讲求对神韵的瞬间把握，市井神韵既出，再不起眼的日常营生，也能点石成金般变作风景。
    “文学圈地”是这样常见的写作模式，在“邮票大小”的地界上描画群像，到今天已经无需不断重提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苏童的枫杨树。更年轻者如颜歌以家乡郫筒镇为原型的“平乐镇”，以及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等等，已经让我们格外熟悉这种一砖一瓦圈建个人文学阵地的做法。相较之下，王占黑故意隐去纸上故乡的名字不提，只以泛泛的“街道”或“社区”相称。节制却充分的地域色彩暗示，仅凭熟稔的吴方言口语化写作托出，反而显出眼光与心裁。她在此地用心经营却又不拘泥于一己的生命和地方经验，似乎是在为进入更宽泛意义的平民世界做准备：“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社区，它们或许彼此能互为当代城市丛林的样本。”[ii]
    街道跳脱了城乡分立的窠臼，其命运也不同于城乡结合部或进退两难的小镇——在王占黑的语境里，半新不旧的社区街道，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话语场中有自己独特的、相对封闭的小气候。街区既是不起眼的居住空间层次，同样也是被遗忘的时间残卷：少有人注意到的下岗再就业的工人群体，老人和外来务工者汇聚在此，是王占黑在闲逛时特意拜访的“昨日的遗民”。看门人（《小官的故事》），放弃回城的老知青（《春光的故事》），送奶工（《光明的故事》），五金店老板（《阿金的故事》），卖早点的本地夫妇（《阿祥的故事》），拾荒成癖的老人（《阿明的故事》）……被冠以“英雄”之名的街区人物，披挂着某种旧时风光褪去的寥落感，以“反英雄”的面孔逐一登场。
    在街区面目纷繁的小人物图谱中，王占黑最喜欢写的还是老人。老年人的孤独，恐惧，偏执和孩子气，还有比任何人都离回忆、病痛、衰变和死亡更近的生命处境，被王占黑集中定格。在年轻的写作者身上出现了这样另辟蹊径的文学趣味，令人暗暗欣喜处，当然不仅止于现实层面上老龄化社会凝视的稀缺。更重要的是，王占黑的“老灵魂”，反过来提醒我们注意到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由青春崇拜，青年/“新人”话语占据主导的人物光谱之下，老年叙事长久以来处在被降格、偏废的尴尬陪衬位置上。而这些现代性的“他者”，恰是真正需要文学打捞的昨日的遗民。作者选择直接绕到历史的背面去开掘，故事格局反而在与皱纹、迟缓、遗忘和死亡打交道的过程中豁然开阔。
    于是“街道/英雄”中的“英雄”二字，透露出王占黑写作的立场和底气。这些不成英雄的英雄，或潦倒或落寞，或卑琐或迷茫，未必身处严格意义的“底层”，却已足够边缘，王占黑却偏偏要将他们英雄化。值得留意的是，叙事者“我”多数时候都以一个旁观的孩童形象现身——上学路上经过早点铺赊一个茶叶蛋，放学后和五金店老板玩一出掌柜游戏，或暑假在老知青的修理库房中吹着风扇看影碟。于是我们读到从童年深处游来的涓滴成河的温暖，还有初尝光阴流逝的感伤和哀凉。但这并非传统意义的童年回忆叙事，因为长大后的“今日之我”同时在场，除了好奇、懵懂的少年目光，一股今日对昨日的肃然崇敬之感始终在场。王占黑在“今日之我”与童年视角间相互往返，令她的牵记的是人被时间拍打后的应对百态。深藏的阅历，传家的手艺，谋生的智慧，以及可以被时代淘汰却无法被摧毁的生存的执拗感，都是王占黑在这些昨日的遗民身上追索、想象乃至建构的品质。
    二
    《麻将的故事》讲的是棋牌室里一对冤家老友记，是王占黑擅长的老人的故事。一个是好做“清一色”的葛四平，一个是专做“对对胡”的吴光宗，两人同是电机厂的下岗职工。葛四平和吴光宗在麻将桌上做了一辈子吵吵闹闹的牌搭子，后来又成了保安值班室的对班，及至被病痛和生死笼罩，才教人看出友情之深笃。昼夜交班，好似生死交替；吃碰杠听和，一副麻将牌搓出百种花样，又像极风雨难测的人间世事，是构思者贯穿始终的匠心。王占黑的叙述也如闲逛，在讲故事时展现出年轻人少见的耐心，《麻将的故事》读起来漫不经心，看似处处闲话家常，实际上是在专注地将平淡又惹人唏嘘的日子一点点掀开。直到尾声，葛四平突发心肌梗塞，竟在肠癌晚期的吴光宗临终前先一步离世，这样极致的戏剧化在王占黑笔下，竟是难得一见的。而在语言上，老人家的顽劣与毒舌斗嘴先已被写得入木三分，故事一路铺陈滚落，到临终前的交待就格外惹人心酸：“葛四平讲，好了噢，吃也吃饱了，面孔也清爽了，覅再想着痛了，痛过这一次，下趟再也不会痛了，听见吗。一觉醒过来，哪里都是好吃好喝，麻将随便搓，香烟随便拿，你就开心了，晓得吗。”[iii]
    平民人家闲度散漫辰光，被方言口语转译成白纸黑字，字字都需要写作者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本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明代的人情小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提醒我们王占黑故事里迷人的市井品相自有来路。因此不难解释，为什么读王占黑的小说，总是很容易教人联想到金宇澄。不仅因为一部《繁花》让人熟知的吴方言韵味与处处可见的标志性的“不响”，更是那种内在于世情小说传统一脉里的平民精神，嬉笑怒骂，悲欢离合背后埋伏的苍苍凉凉。一口气读完《麻将的故事》等诸篇，我想到的是从文学承续上看，王占黑的“街区英雄”写作，是暗中接通了世情书的传统精神的。而直到读到未在刊物发表的《香烟的故事》，才知道葛四平和吴光宗和的部分原型，正来自于王占黑一直在小说中以“老王”相称的父亲和他下岗同僚“铁皮屋叔叔”，“看着势不两立，老王和铁皮屋叔叔实际上是最好的朋友”。父亲的病故像一册压在案底的潜文本，也是另一重文心的发生故事。
    无论是《香烟的故事》中父亲多年病痛缠身，还是写作者从少年时就开始与之面贴面的生死无常，一再令人想起鲁迅《父亲的病》。迅哥儿童年替父求医问诊的无助，四处奔走寻找药引时深埋心底的荒唐感，到了王占黑笔下，则因为故作轻松调侃的语态，备加使人如鲠在喉。就像所有的哭声，硬是被作者按压到小说结尾，才通过吴光宗之口呜呜咽咽地释放出来。转回去重读《麻将的故事》，最后因为肠癌恶化而被医生禁食的吴光宗形容枯槁，虽然痛苦变形但仍存有尊严，或许也间杂着作者酸楚的个人记忆。最后一幕狂欢化式的病榻盛宴，是小说的高潮，不能不说写出了一种异想天开的惨烈感，也再次唤起我阅读《繁花》的记忆。金宇澄在《繁花》里写了无数流水饭局，临近结尾，小毛在弥留之际，病床上心心念念的遗愿仍是设一桌筵席：“小毛断断续续说，我不怕，只想再摆一桌酒饭，请大家，随便吃吃谈谈。”[iv]王占黑的这一步棋，走得更决绝。她让葛四平张罗亲朋好友买来一桌丰盛的菜肴为吴光宗“饯行”，是身为女儿的王占黑，用不忍之心在小说中做的一场补偿性的白日梦：“我总想着，一味去想的事情，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于是竖着汗毛写了《麻将的故事》。最后的片段，如果真的发生，我实在不忍心让他坐着饿死。肠胃病最可怜的就是不能想吃就吃，这对于喜欢浓油赤酱的老王来说，是很艰难的。”[v]
    哗哗搓了一生的麻将，再热闹也逃不过最后宣告听张的一刻，但吴光宗和葛四平在鬼门关得以又做了一回伴，谁也不必孤零零上路去。再回头去看王占黑在结尾处少有的戏剧化处理，五味杂陈。这一笔或许不外是小说为往生者添续的一灯如豆暖意，深情而不滥情。如果文学能够镇痛，虚构及其所能做的工作不过如是，却足以告慰现实人心。对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来说，大抵都是如此。
    注释：
    [i]【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5页。
    [ii]王占黑：《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文艺报》2017年9月25日。
    [iii]王占黑：《麻将的故事》，《大家》2018年第1期。
    [iv]金宇澄：《繁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页。
    [v]王占黑：《香烟的故事》，https://www.douban.com/note/64051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