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现成药方，而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如何站在国家利益和全球治理的高度把握本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审时度势、进退中绳，始终是头等重要的课题。
    他山之石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冲击了中国文学，而且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其一，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的出现，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度远远快于其他领域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文学，提出了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经典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其二，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的出现，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及文学理论率先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也颇为深刻。
    凡此种种，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催化作用，同时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性等问题的认识上拉近了距离，并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镜。然而，引进多辨析少、照搬多批判少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进退中绳、取利去弊地借鉴外国文学、建构符合我国国情和战略需要的学科体系问题，仍然迫切需要破解。
    重估文学经典
    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最深刻、最具体的表征，也是民族文化最坚韧、最稳定的基石。问题是，文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度量衡。大到国家意识形态，小到个人性情，都可能改变或者影响文学的经典性、非经典性。而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的对象，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由是，文学经典的重估不可避免，也难以避免。
    首先，时代有所偏侧。恩格斯在高度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这时，资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事物的基本属性、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历史趋势。20世纪，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典型论乃至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淹没。在这些主义当中，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首当其冲。随着现代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及至后现代无主流、无中心、无标准的来临，于是和巴尔扎克一样，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而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陀氏，则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几乎独占鳌头，成了西方和我国批评界的宠儿。个中原因，除了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淡化”、大众文化或消费主义兴起、“世界文学”或世界主义抬头，恐怕还有我们的自我放逐和盲目趋同西方。
    其次，民族经典不可或缺，但界定经典的标准始终在变。问题是，这种改变是否有利于固本健体。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屈原和李杜、罗贯中和曹雪芹、鲁迅和巴金的中华民族会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更不能想象没有文学经典的生活会是怎样。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落叶归根”的乡情乡愁，文学经典始终是维系民族情感、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审美观的根本载体。同时，生命哲学的核心内容不仅是自觉，还有他觉。倘若能借他人之眼反观自身，我们才能观照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数十余部外国作家作品，同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情结，这其实就是要求借镜观形、丰富自己。因此，重新评估经典，打造符合时代要求、凸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典谱系迫在眉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