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接受一读书媒体记者采访，她问我：“有评论家说‘70后’ 这一代放弃和拿起都不够决绝，你认为是这样吗？”
    这是一个问题，我想。
    这是一个问题吗？我又想。
    “70后”这个概念，无论是从文学创作层面，还是从社会学层面来说，我认为它只能说明一个时间的问题，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都无法脱离他成长的时代背景，包括文化、政治、科学以及世界的变化，他的出生和成长环境自然赋予他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空间。在这个看似无限的空间里，其实都各自存在着巨大的有限，这就是局限性，因此“70后”作家群体是割裂的。如果以 1975年为界的话，此前出生的作家应该与“60后”作家末段 （即 1966年后出生的） 在思想上或许更接近于同一个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说“70后”这一代“放弃和拿起都不够决绝”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创作和生活一样，“决绝”往往并不是最科学的选择。当然，我反对犹豫不决。我二十岁的时候曾发表过一篇小小说，其中有一句话至今仍记忆深刻：“男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优柔寡断。”
    如果从 1990年发表第一首诗算起的话，我的文学创作道路已接近三十年。文学对我来说，不是养家糊口的职业，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当然其中也包括生存。文学是激情的个性表达，是生命之花的绽放。对我文学观念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就个人来说应该是工作岗位的变化———从海军部队宣传干事转身成为文学编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军事文学的圣殿，军旅作家的摇篮”，莫言、毕淑敏等许多作家都曾在这里展露最初的锋芒。但文学编辑和作家是两码事，二者是对手也是朋友，因此这个“为人做嫁衣”的职业对个人“作家梦”来说并非是最佳平台。正是因为熟悉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对文学也失去了初恋般的激情。
    现在回头看看，我这个 1971年出生的人已经是人到中年，说真的，我有点不相信。前些年我始终感觉我也就是二十八九，这两年才感觉自己真的是年龄不小了。但我觉得，年龄的大小与文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心态。阳光心态是文学最美最灿烂的表达。我青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还是诗歌，即使现在从事历史传记类题材创作多一些，但在内心里我始终希望我是一个诗人。我喜欢“诗人”这个词语，它甚至比文学还要美。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仅只选择一种文体写作。当然现在文学的生态发生了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再过一百年、一万年，文学还是文学，只是搞文学的人变了。我相信自己会越写越好。文学是一条大河，大浪淘沙，没有泥沙的河流还叫河流吗？
    前些年，又有好多评论家提出“重塑 70后”的话题，还将“70后”与“80后”“90后”比较优劣。我很不屑。在我看来，“重塑 70后”这个概念，是评论家的事情，与作家无关。我在前面说过了，“70后”作家的时间界限和空间界定有待评估。有一段时间，我也曾经感到在“80后”和“90后”迅速成长的形势下，我们“70后”作家相比“50后”和“60后”作家来说，真是生不逢时，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但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创作方式尤其是文学生产方式 （包括新媒体、多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 的变革，“70后”作家正在经历蜕变而成熟起来，不是重塑，而是沉淀，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年轻当然是一种优势或者资本，但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成熟。当然，我指的是严肃文学（纯文学） 作家，畅销书作家 （包括网络作家） 应另当别论，双方没有可比性。作品的优劣标准不是印数和版税的高低。在去年 （2013年 9月） 参加
    第七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后，我更加坚信自己的上述判断。经典是属于时间的。
    当然，与同龄的作家不同，我现阶段多从事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首倡并坚持实践“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模式，追求“严谨、真实、好看”，因此我还是把自己定位为历史作家。这些年，我相继出版了历史传记作品 《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胡乔木传）》《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蔡元培传》《张万年传》 等，在业界和读者中均得到较高评价，我很欣慰。尽管我愿意首先做一个诗人，也写散文、歌词、长篇小说、文艺评论，但它们之间并不矛盾。作为职业，在专业作家面前，我的写作当然是业余的。我只与出版社和读者打交道。我只敬畏历史、敬畏生活、敬畏读者。
    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我既有文学的野心，也有史学的野心，追求文学和史学的统一。何谓野？野，原始，即初也。野心，即初心。我坚信：优秀的文学书写，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我坚定地走我的“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跨文体写作”道路。作家二月河说：“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抬起头来夹着尾巴做人。”高调写作，低调做人。作家应该是一个称呼甚至称号，而不是职业。
    马克思说：“辩证法就是死，但同时也是精神花园中欣欣向荣、百花盛开景象的体现者，是盛着一粒粒种子的酒杯中冒出的泡沫，而统一的精神火焰之花就是从这些种子中萌发出来的。”他强调死亡或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没有旧事物的死亡或消灭,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是说“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命里面”。“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因胀了肚皮致死不同。”马克思以优美的文笔生动地描绘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的关键之处，既是“死”又是“生”。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 里提出了“生就意味着”的唯物辩证法命题，坚持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把生命的否定看作是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东西。作家莫言刚刚出道的时候，曾与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聊天说：“往死里写，写到死。”我想，文学也是辩证法，也是死，所以必须一直写下去。
    2012年，在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评论，提出莫言“是中国作家的光荣，但不是中国作家的榜样”，一是说莫言不可复制，二是说不要模仿莫言。2008年，我曾在 《文学报》发表过长篇评论《五问中国文学的“环保问题”》，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环保”概念。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我依然相信离不开作家、编辑、批评家、媒体和读者这五个方面的健康成长，只有这五个“指头”都积极能动，中国文学这只“大手”才更有力量，才能与更加美好的未来握手言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