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每一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能量都有一个清醒的现实把握，但王晓莉可以。一如她身形纤细、擅长走却怎么也跑不快，她不是一个爆发力强、有着裹挟风雷般气魄的作家。虽然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以散文成名并被写进《江西文学史》，但在当下这个数量取代质量、复制取代创造、升级取代停顿、极品取代耐用品的消费时代里，她越来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她依然不擅瞩目于更大的是非，依然不擅矜饰取巧，依然在她最熟稔的散文创作中平实自居，姿态放得很低，从不发表喧嚣文坛的宏论，读了不少书，每次写作都很认真，但只拿出来一点点。她的产量委实不多，自新世纪以来只出版过两部散文集—《双鱼》1和《笨拙的土豆》2，另有一些短章散见于各种媒体，但只要认真读过，就会发现这些散文品质可观，有一颗纤细敏感的心灵在如此快速大量的境况里从未迷失。也正是从这些散文开始，早期《红尘笔记》中那个柔美、缱绻、散淡的女子竟要以笔为浆，奋力划破现时代浮华之下一些不确定的阴影与幽暗，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她越来越坚定的方向，乃是指向“月亮贴在天幕一角的微小与微小也不能改变的明亮”（《素食者》）。
    一
    王晓莉的散文，就内容而言，大体可分为写人和写物两大类。其中，写人实为散文创作的基础，也最能检验一个作家基本的创作能力。人生所经历的人物，大抵以熟悉的亲人、爱人和友人为多，因为熟悉，因为一种缘于天性的亲近，对所写的人物有深入的认识，所以才会有较深的感情。散文写人写到感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散文所叙述的内容本身感人，另一种是散文家通过艺术手法在进行内容诠释时，他（她）的文体和气质感动了读者；简言之，前者是内容的感动，而后者是艺术的感动。王晓莉的《弟弟的树》一文，伤怀弟弟，情韵低回，兼具两种感动。亲爱的弟弟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住进弟弟的屋子，每整理一次家，就会清理掉一些属于弟弟的痕迹，但弟弟生前留下的树却让母亲念叨，也让我“我”领悟到生命大波折里真实的平静。生命中一些痕迹终是无法清理、无法忘怀的，亲人间这种刻骨的怀念，谁读来都会感到哀伤，这是内容的感动；而叙述者本身意象的选择、细节的处理以及有节制的语言自觉，很好地处理了对弟弟超越事理的关切，则渗入了作者本身的气格，构成了艺术的感动。此外，《高度近视的人》中那个高度近视的邻居老钟伯伯，一句“我反正不喜欢戴眼镜。所以每次看我老婆，都觉得她还蛮漂亮的”，便唤出人的朴实温暖，亦深入世情，令人动容。而《茶味》中嗜茶如命的父亲，唯一一次没有泡茶，是因为弟弟过世，由父亲和子女一脉相承的喝茶气质中，作家看到：“血脉，在一杯茶里，在一个人喝茶的样子里，从来没有断流过。”《素食者》则写得更为庄重。那个默默地坚持着素食已成信仰的大舅母，在作家看来不是独自一人的默守，而是一个素食者在对付一群荤食动物，是以弱胜强，因为“在这个世道，人性已如稀泥一般摇摆、软弱，杂质丛生。人人生活在此岸。金钱，是此岸的通行证；好吃好喝，是此岸的流行语—这使此岸常常有如一场罕有的盛大派对。更有的人，简直拿着有今天没明天的心态在活、动物一般地活、下赌般疯狂地活。”她由此深信：素食者“有最洁净的身体，也有最勇敢的心”。全文充满了对人世的质疑与抗辩。这些散文均有写人佳景，作者不只捕捉人物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人类的“情结”，笔墨集中于身心某一特色，并强化之，别具淡远的回味。
    王晓莉写人，不仅写身边熟悉的人，而且时常为不具名之芸芸众生立状。她能从散步时遇见的一个素不相识的爱说话的女人身上，见出“她们对语言所做的无穷制造，皆缘于平静中的毫无奢求的绝望”（《话多的女人》）；她能从大街上一个手牵猴子的人身上，洞察到人的动物气质和可悲的异化（《手牵猴子的人》）；她能从象湖边一个残疾钓鱼客钓起一条残疾鱼儿的态度上，悲叹人对生命认识的狭隘和局限（《象湖边的钓鱼客》）；她还能从公交车上邂逅的一位老太太无法控制的伤痛述说及前后待人态度的变化中，洞悉人与人之间本质的陌生：“在人类隐秘的情感世界里，每个人都如此这般地设立了一座看不见的永久监狱。里面私自羁押着内心的秘密、伤痛以及耻辱等一个个‘犯人’……这样的囚禁，是多么积重难返啊。”（《再见，陌生人》）世间群像，原不可以理度之，王晓莉放弃脉络，诉诸直观，她的这些散文，往往借人物而带出作者的哲理观念，因为所思所想皆从生活中来，其中的哲理观念便不会雷同，不会一般化，同时不免让人想起评论家吴调公先生的一句话：“哲理的最深处是感情的最强音，也是诗意的饱和点。”而对于街上神智失常却怀揣植物的流浪汉（《怀揣植物的人》）、竭力维护手工产品尊严的卖麦芽糖的人（《卖麦芽糖的人》）、深夜街边摊上卖烧烤的孤寂瘦弱的两兄妹（《深夜食堂》）等人物，作者也均以爱惜同情的笔调写来。王晓莉说自己“常常长时间、眼也不眨地看着身旁某些无名氏的生活”，因为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意味深长、生气勃勃”。她平视众生，立在人性的基点上，写下的是生活中的浮光掠影，也是众生悲悯的浮世绘。
    不妨回忆一下，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社会在结构性的剧烈调整下，不同时代间一直面临着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冲突，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作家笔下，亲情人伦的叙写背后常常隐伏着时代变迁的讯息。直接浸濡着五四浪潮的朱自清、李广田，无论他们的父亲出身何种阶层，小处着墨也能点出动荡人间中的生命情境。20世纪40年代不屈服于日本兵的淫威而壮烈成仁的陆蠡，无论他经历的人物是何等落魄如朽木，他都以一片温煦来对待，清楚地知道人物悲剧的原因。王晓莉的写作，可谓秉承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人道主义传统。她多写时代里或平凡或卑微的人物，切切诉说着那种调性缓慢而又意味悠长的人间世，分明透着小津安二郎式的琐碎记事与静观美学，并总能从人的微小和最常见处追寻到深藏不露的内部，于结尾最陡峭的地方揭示人性深层的奥秘，且时有奇崛的神来之笔，其慧心的思索令人会心地赞叹。
    二
    与“人”相对的是物。王晓莉写物，亦同样出色。她的即物风格，是善于从凡常生活中一些毫不起眼的渺小之物中，体悟到“生之细微以及丰富，感到陷于更深的生之缄默时的欣喜”，或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意义形态。
    她由一张铺着深墨绿色丝绒布的会议桌想到，桌子也可能是人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自己相配相衬的桌子，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一张”（《铺深墨绿色丝绒布的会议桌》）。她在站台等车，目睹一个背了大包的胖女人和一个同样背着大包的瘦女人之间“一桩紧张的、几乎捏得出汗”的交易，由此觉得“站台，老起来竟这样快，是它知道、储存、承载了太多的人间秘密吧”（《老站台》）。此外，在她的思考中，玻璃也许最能象征人的情感之脆弱、单薄及易逝的（《切割玻璃的人》）；烟可以解放人，烟是“和气草”，烟还与人的智力相关（《烟》）；爱与食粮是联系在一起的（《人间食粮》）；一个最常见的、便宜的鸡蛋，往往也是生活中有价值的所在，因为它带给流浪汉、带给“我”、带给无数人安抚与依赖（《假如连一颗鸡蛋也没有的话》）；台灯真正的功用是做“我”的陪伴和知己（《台灯》）；碎花真正之美在于“隐”（《碎花隐》）；就连出门的必需之物，在她笔下也是“这样秘密的，但又由来已久的。背后有着遥远的生成过程”。童话大王安徒生永远带着一根绳子旅行，她由此窥看到了这个世界最伟大童话作家的内心：“他如此强大却又如此弱小；他如此虚幻，又如此真实；他的童话带给无数孩子安全与美好，但是他一生却如此地没有安全感觉。”（《必需之物》）
    世间万物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在我们周遭沉睡，如果它们各自都拥有一颗眼睛，那么王晓莉就是那个善于唤醒内在于万物之中瞳孔的人。她还借物来肯定人的地位。在她笔下，工人老姜那辆骑了快有四十年且至今还在使用的自行车，已不再是单纯的一件物了，因为“貌似无生命的物，到了老姜这样的人那里，岁月流转中，他已赋予它同等的生命与情感。他们互相帮助、磨合，留下彼此的印记，成为彼此的支撑”（《老姜和他的自行车》）。而一间暗房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就在于：拒绝外界打扰，专注于心灵显影，“就像那些虔信宗教到至高无上的人的内心，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之物之神，总是从不透露半点”，它在一个写作者脸上留下的痕迹是：“兼夹着沉静、冥想以及专注的一种莫名的颜色，一种骄傲与谦卑、冷静与热烈相混杂的无以描述的神情。”（《暗房》）她兴致盎然地“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乃是希冀在内心确立一种真正正确的生活：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过更多有丛林有荆棘的、笨拙的生活（《笨拙的土豆》）。
    我们看到，经由王晓莉的慧眼，那些无生命之物，成了她的一条不可言说的秘密通道或独属于她的捷径。她习于用此类物象展现生命的神秘性，而写物的最佳处，可以在若不经意间，形成一个抽象的象征，“甚至由此抵达了人性的更深度”。而对于有生命之动植物，她又总是谦卑以待，推已及物，如此，她便能不同寻常地思考一棵树的消失和一个人的消失有什么不同：“人的消失，总是隆重的，仪式感强烈的……而树的消失，永远无声无息。像树曾经秘密生活一样，它也秘密离开。仿佛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微细更改。但是真的没有更改吗？一棵树消失，环抱它的那片泥土性质必将有所改变，曾经寄居其上的几只鸟会消失，来授过粉的一小群蜜蜂、蝴蝶会消失，这个院子里的花香会消失。若是它周遭有几棵其他的树，树灵有知，会误伤其类兔死狐悲，会暗中加速消失的步伐。然后，世界，就有它非常微小但重要的一部分要消失了。世界，就这样一小块一小块，这儿一点那儿一点，秘密地消失着。”（《一棵树的消失和一个人的消失有什么不同》）《卫生间里的神》更是将卫生间里相处了四年的蚂蚁视为神的存在：“这个热爱身体接触的族群，他们摈弃冷漠、矜持与骄傲，零负担地和同类相触相拥。任何生命种类，想来都本能地懂得肌肤相亲的确高于任何有声语言。而蚂蚁，是完美地践行这一规律的族群”；“我的这群卫生间老友，它们奔波不歇，如孔子所言的逝水般‘不舍昼夜’，它们仅仅以完美无缺的行动告诉我，蚂蚁，这袖珍的圣徒，它匍匐于大地之上，每一步都是朝圣者不疑不惑的叩拜” 。
    微物，看似不及自身，知性而疏离，却充满了“此曾在”的个人私密性。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德瓦（Roger-Pol Droit）所说：“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也显示出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中国自古即有格物的传统，虽然各家对格物的诠释有所出入，但细微处无非要我们细品静观，超越处无非要我们自物象中得到人生的启发，同时又不能拘困于物象，所谓“明察秋毫”，所谓“出入自得”，都涵容在格物的思想中。宋儒卲雍曾指出：“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又说：“万物静观皆自得。”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王晓莉写物，完全是一种心心念念的迷恋和珍惜，现实生活中的琐琐屑屑对她来说似用之不竭。她对微物至为敏锐，善于从动物、植物、静物等不同的对象中，寻找内在于斯的变化、内在于斯的精神联系，一旦真正进入“物”的真趣，便发掘出奥妙的宇宙，也因此看到自己的存在。
    三
    散文在中国文学的文类中，占有最大的篇幅。散文太“容易”写了，几乎怀疑只要会写字，随便写几句似通非通的句子，凑在一块，就能算是散文；或者干脆就是说大白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来，也算是散文。王晓莉的散文让人看到，散文似乎无一须刻意讲究之处，但也绝非平淡浅白随意便可成文，所谓“随意成文”背后有着大量的道理。
    她用语珍重，认为写散文的着力点，就是找到语言的根部。文学科系的修养给予她精致的文化感。她崇拜中国传统文字，既从古文传统中汲取养分，也注意生活中口语的运用。她从不随便写一行字变成一句话，处处显示出对母语的敬畏之心和对散文文体的本质思索。她几乎不写小说或诗，多年来持续而稳定地创作散文，因为散文已经“内涵了许多实验的可能性”。她的散文让人看到，所谓文字，并非那么单一纯粹，文字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含意，所有好的、有深度的文字都是有思想的。正如汪曾祺所说：“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3她的散文，文字枝蔓甚少，直指核心，纤细处类乎织绣，淡远处宛如泼墨，遂能感慨遥深。她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贴近而又遥远、细腻而又冷静的心灵世界。
    一切文学的极致，都带着诗的成分，而诗的质地有赖于对生命雍容的观照、敏锐的感应和沉厚的回味，方得呈现。散文的个中诀窍无他，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同水中捞月，重点不在技巧，却恐怕是情思与了悟。王晓莉自新世纪以来创作的散文，以微近中年的沧桑世情写小人物与小事物，“显微镜兼望远镜”式的观照世相，无不意在言外，迢怅切情，形成特色鲜明的系列作。散文于她，像心里的私房风景，独对远山的秘密。她于人、物与心情的因缘流转中，于物我关系与人生真幻中，巧思敏悟，思辨不断，由此生发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内在的女性觉醒。
    任何文章，都是人格气性的延伸，都是自身性命的凝结。王晓莉的天性，她的文学笔调，正合于她的禀赋：简约、精炼、细微。她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总是力图回归事物本质的单纯。“没有技巧就是很高的技巧”，素简知微是可以很有味道的。在文学环境剧变的时代，王晓莉是一个文学信仰坚定的人，长年不渝，一点都不游移。她沉潜且毫不妥协的姿势一如她的表白：“思想是这样的，需要排除一切外界干扰方能至其最深刻处；艺术，也需要最专注的付出方能达到巅峰。因为，于沉暗处，才能更好地拂去喧嚣的泡沫、观察到泡沫覆盖之下的真实生命体；于集体生活之外，才能与自己镜中相望、与人类兄弟般比肩促膝。”（《暗房》）人世间水流花静，自有其内在不受干扰的和谐秩序。她是那寻幽访胜人，只在月夜里悄然溯流而上，不惊动一只水鸟，圆一场美丽的邂逅。文学孤独却很巨大，每次写作都像一场灵魂的冒险，王晓莉于无形中提升、护持了散文的品质。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