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射雕英雄传》即将出版，译者安娜•霍姆伍德（中文名郝玉清）深受中国媒体关注，她表示：“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安娜•霍姆伍德（中文名郝玉清）
    据学者罗永州先生介绍，金庸作品在网上都能找到英译本，正式出版的有3种：
    一是莫锦屏翻译的《雪山飞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推出。
    二是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翻译的《鹿鼎记》，共三卷，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97年、1999年和2002年推出，第一卷曾作为1998年全球最畅销书之一收入《泰晤士文学副刊•国际文学》年鉴中。
    三是英国汉学家恩沙翻译的《书剑恩仇录》，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然而，新译本依然引起一阵狂欢。
    一个新译本，值得这么高兴吗
    狂欢的背后，隐藏着两重信息：
    首先，金庸小说在华语圈内外的影响太不匹配。
    2004年，《射雕英雄传》曾推出法译本，当时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文教部还给金庸颁发了嘉奖状，但试印1000套，到2011年时仍未售完。
    在英语圈，有4部博士论文、2部硕士论文研究金庸小说，但大众层面反响寥寥，与“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之间落差明显，足以引发焦虑。
    其次，金庸小说经典化的过程有些离奇。
    上世纪80年代前，除文学评论家陈世襄先生、小说家倪匡等以散文或语录方式表示肯定外，华语圈精英阶层只将金庸小说视为消遣品，不承认它是文学。
    1969年，金庸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一些本来纯粹只是娱乐自己、娱乐读者的东西，让一部分朋友推崇过高，这的确是不敢当了。”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影响力上升，以及金庸不断改写，金庸小说突然变成“不可动摇的经典”，迫使文艺评论界一再“放宽文学视界”，来接纳金庸小说。由此留下隐忧：当众意绑架标准，文学评判的底线在哪里？这会不会是又一次群体误会呢？
    于是，我们特别渴望体系外的确认，只是这个确认一直没来。
    “文化折扣”与“召唤视野”
    墙内开花，墙外不香，因不同文化间存在“文化折扣”现象。
    所谓“文化折扣”，指的是某作品在这个文化圈中影响巨大，可在其他文化圈中，却大打折扣。
    以《星球大战》为例，堪称美国电影史上的奇迹，不仅拥有最多忠粉，且深入美国文化中。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到小布什的“邪恶轴心国”，从奥巴马的“原力说”，到特朗普的“星球大战2.0”……40年来，如此多美国总统用同一电影拉票或阐释政略，堪称绝无仅有。
    《星球大战》在全球掀起狂潮，偏偏中国影迷不认可。在豆瓣上，该系列片得分最高的一集不过8.3分，最差的一集仅7.3分。
    再如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豆瓣只给了5.7分，可当年在美国上映时，竟被《美国华盛顿邮报》赞为：“一点儿也不像是在看一场电影，而像是走进一间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的每间房、每个结构、每个角度都给人以愉快的感觉。”《滚石》杂志宣称：“你会看得眼珠子都掉出来。”
    “文化折扣”成因复杂，不同民族文化结构不同，读者们的“召唤视野”亦不同。
    所谓“召唤视野”，指阅读作品前的共同期待，只有准确命中它，方能唤醒读者参与、评价作品的激情。
    小说需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完成。故事本身、文本质量并非小说的全部，好小说必须提供足够空间，让读者能移情于中，将自己想象成书中的某个角色，并以白日梦等方式，将情节继续下去。
    读者喜欢贾宝玉，因为能幻想自己就是贾宝玉，与诸多美女周旋，尽享贵公子生活，这便补足了现实人生的种种遗憾。故事的价值在于吸引读者扮演，而扮演过的角色越多，生命就越丰富，就越了解人性的复杂，越能对他人寄予“理解之同情”。
    所以，小说家的义务不只是创造一个美的文本，还需找到一种路径，能将读者带入其中。
    金庸小说真的庸俗吗
    金庸小说能成功，因为它具有超强的带入感。
    作家王朔曾称“金庸小说”“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为“四大俗”，论据是：
    首先，金庸文笔不好，“使用的文字，看起来是白话文，但其实是脱离口语的，是新版的文言文，有着旧小说的痕迹”。
    其次，内容欠真实，即“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
    王朔进一步概括为：“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
    王朔的评论体现了“严肃文学”的傲慢，认为“真实”与“大众化”是小说的全部价值。“严肃文学”也有虚构，但被狡辩为“更高级的真实”，这就将标准把持在个人手中，符合自己口味的虚构就是“更高级”，不符合的就是“腐朽”“庸俗”的“精神鸦片”。
    这种非黑即白、充满寻衅意识的评论忽略了文学背后的供给链——总需先有读者的“召唤视野”，后面才有作品的蹿红。否则金庸小说怎能拥有如此多拥趸，且他们中多数人并非“资产阶级”？
    金庸小说击中读者内心，在于准确地把握了“召唤视野”：一是对传统的追忆，二是对陌生人世界的反叛。
    过去百余年，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压力下，我们与传统之间的联系被撕裂。除历史年表、文言文翻译等知识性内容外，我们不知道古人如何思考这个世界，他们的痛苦、焦虑与彻悟，已与我们无关——既不能给我们启迪，也无法感动我们。失去精神故乡，巨大的孤独与惶惑成为共同体验，这促使我们追问：当下的世界，真是我们需要的吗？
    作为现代人，我们都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从中获益，也感受到它的冰冷，不论怎样挣扎，我们事实上无处可逃。
    金庸这样满足读者的“想象视野”
    面对“召唤视野”，金庸的写作充满策略。
    首先，在书中插入大量诗词、弹词、历史、典故、谜语等碎片化知识，刻意呈现出信手拈来的状态，营造传统氛围。
    其次，小说语言以半文半白为主，反复提醒读者，这不是真实生活，而是古代。
    其三，将侠、义、忠、诚等熟人社会中的价值观巧妙“翻译”成现代人认可的“爱”，拓宽了通往传统的可能。
    其四，通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满足人们对民族主义的渴望。
    其五，反叛陌生人社会。金庸笔下人物不屈服于法律，只按心中的道义行事，他们比现代人更自由，这就创造出广阔的移情空间。金庸对此直言不讳：“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对终日盘桓在格子间中、被迫接受庸庸碌碌一生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比浸润于传统拥抱中，超越法律且承担国家和民族责任，更能陶醉心灵呢？
    金庸小说并不追求写实，他创造的是一个“平行宇宙”，那里和此岸有相通处，但绝不雷同。换言之，越不真实，它才越让人陶醉。试图从写实主义立场来理解金庸，硬把他的创作套入“寓教于乐”的框架中，必然走入死胡同。
    金庸策略难过文化墙
    让金庸在华语圈取得巨大成功的写作策略，可能也是他至今未被英语圈读者接受的原因。
    一方面，现代世界始于英语圈，经数百年淫浸，个人主义文化根深蒂固，读者对熟人社会的价值未必适应。对民族主义的呼唤，对兄弟情义的信任，对法律的蔑视等，是特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定心态，很可能在英语读者的“召唤视野”之外。金庸小说早已走向世界，但只在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地畅销。
    另一方面，金庸所召唤的传统并非真正的传统，而是经过娱乐化重组后，虚构出来的传统，它呈现为碎片的、喧嚣的、肤浅的拼贴状态，表面光鲜，缺乏对生命意义的深层关怀，这就影响了其普适性。
    王朔曾说：“我讨厌有那样一个时代，动荡异常，充满戏剧性和悬念。”动荡是金庸小说的命门，没有动荡，金庸小说便不再精彩。这是一个无法弥合的悖论：动荡为英雄们创造了舞台，也为无辜者创造了墓地。英雄们必须一次次拯救武林，否则便失去存在意义。这就走向了消费英雄和消费豪情。
    显然，金庸创造的是伪传统，其合法性来自人们面对现代世界的抱怨与迷茫，沿着这条解构之路，写得越熟练，就越滑向“油滑”，成为反文化。到《鹿鼎记》，“文以载道”和“趣味”之间的张力终于达到极致，使金庸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动力。
    英语读者尚未读到金庸小说真味
    金庸小说在跨文化传播中遭遇困难，但也有利好因素。
    中国的高速发展提升了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金庸热”是当代华语圈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不读懂金庸小说，就难读懂当下中国。这为金庸小说创造了传播优势。
    此外，功夫片在英语电影市场上成绩不俗，为英语读者理解武侠小说提供了文化铺垫。
    再者，随着翻译质量提升，可望突破以往英语读者的误读。
    罗永州先生统计发现：已出版的3部英译金庸小说中，原文涉及474种武功，译作只译出194种，只有41%，且72%采取了异化策略。面对“Second Son Leveling the Mountian”（意为：第二个儿子矫平大山）这样的招式，有多少读者能获得原文“二郎担山”的相近感受呢？
    此外，中文“义气”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英译本却用了同一个词，“侠义”在原著中有10种搭配方式，英译本只有7种。由于缩小了原著理念，读者会认为作品肤浅、重复，失去继续阅读的耐心。
    安娜•霍姆伍德将《射雕英雄传》称为“中国的《指环王》”，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解之深，而《射雕英雄传》恰好是金庸最娱乐化的一部作品。
    不禁期待：这一次，金庸应该能震撼英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