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始终把小说作为一个目标没有放弃过，鼓荡着诚意和野心，日夜兼程。
    曾在网上读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看了我的作品后，准备回家看看父母了。这让我感到欣慰，同时也思索，作品真的有救赎作用？
    我努力写着，每写一篇小说，我都想能解决自己创作上的一个问题，比如题材问题、技巧问题、叙事问题等。写到人物问题时，我就想从我的父亲下手。
    从我记事时起，就感到父亲始终是生活中的一个弱者，就不断听到关于父亲的各种事情，如父亲怎么受到别人的欺负了，怎么为成为“公家人”而一次次奔波等。家里本来平静的生活，因为父亲的事情而波澜起伏。
    父亲的形象烂熟于心，写起来似乎得心应手，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文章里的父亲已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物，而是那个逝去年代里，我的家庭里的一个坐标。渐渐地，父亲从我的笔下延伸开去，到达了远方，远方也一定有着许许多多这样的父亲，我要写出他们。
    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姊妹会发生许多故事。因为亲情呈现的更多的是正面感情，所以亲情也是最难写的，往往一下笔就在读者的预料之中，这对于作者来说是痛苦的。在《耳光》里，我不想简单地写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而是尝试把亲情扭曲着来写，写小叔对父亲的伤害，写亲情的丧失。在扭曲里让它疼痛，让它流血，让它露出骨头；在扭曲里放大人性，截取生活的本质；让父亲的人性在小叔的击打中，呈现出中国底层百姓坚韧、善良、多难的光芒。
    小说发表后，有些读者和我谈他们父辈兄弟失和的事，有的故事比我的创作还精彩，这让我惊诧，原来天下还真有许多这样的兄弟。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文学作品中“这一个”的父亲形象，但父亲这个形象我准备继续写下去。
    我喜欢有人说我的语言很诚实，使得小说叙事没有虚假的缝隙，这也是我对大量小说语言学习后的一种选择，这种语言也许最适合我。
    小说里有许多挑战，对于一位作者来说，可能永远只是在路上，而没有成熟的终点。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架永动机，平常的日子转动到哪一环，就会出现一个动力，就会要向前奔去。布朗肖说，小说几乎吸收并凝聚着一位作家的所有之力，但却让人看似从此走上了穷途末路。大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投入过多的热情，另一个人总会有负债的感觉。现在，我说，跟小说彻底摊牌的这一天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