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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文体峥嵘共生 早在先秦，宫廷内就有盲人说唱、歌姬舞蹈。然而，中原汉人说唱表演艺术尤其是戏曲的发达却得益于游牧民族、西域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盛为隋唐帝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唐人传奇虽然为文人创作，但其间的因果叙事、因缘和合等皆取自于佛教。俗讲、僧讲、梵呗都是印度佛教、贵霜佛教以及西域佛教东传的有效媒介。变文、讲经文等虽然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几乎无遗，然而从敦煌文学仍可以略见一斑。话本小说，是辽、金、宋、元“说话”艺术的结晶。而勾栏瓦舍中诸如说参请、诨经、诨话、说药、说史、野呵小说、合生、平话等说唱艺术，无不深受唐代俗讲、变文的熏染。 汉语言口述叙事艺术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丝路文化的互通、互渗和互生，其文本的韵散结合、图文编排、“楔子—正文”结构等都源自于佛家的俗讲和变相。其实，佛教对于俗文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如郑振铎认为“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子孙”；佛曲、唱辩、平话、词话、曲子词、俗曲、俗赋、弹词、鼓词等皆厚蒙其泽。 《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傣族史诗《兰嘎西贺》即取材于它。降边嘉措认为，在敦煌文献中还存在两种《罗摩衍那》的藏文译本。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精神思想、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上不仅彼此之间相互内通，而且与中亚游牧民族的传奇故事、民间文学等说唱艺术也存在着互相影响、借鉴和吸收的质素。 在古代中亚，戏剧表演曾经繁盛一时。而在汉语言文学世界中，戏曲艺术较为晚熟。辽代散乐富有宗教气息，金朝诸宫调相对成熟，蒙元杂剧承继金院本，在兴盛期间又深受梵剧、佛教宗教剧和中亚戏剧的影响。剖析蒙元杂剧的结构，可以发现古代中国戏曲与西域戏剧之间的秘响旁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