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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当下文学的挑战 “新时代”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但是，这并不是说当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以一种文明的完成时态而存在了。新时代对于新文明的创造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这个未有穷期的动态过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即它一方面在本质上表现为纠正乃至超克既有文明进程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表现出一系列的矛盾。对后者的宏观概括，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表述。 立足于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来展开文学世界，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当下文学的基本特点。置身于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将自己的笔投向现实问题的更深处，揭示人心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应该是作家的底线，也是作家良知的根本体现。直面矛盾，直面现实，从文学内部思考同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传统。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的转化会带来文学题材和美学形态的变化，比如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的消长、生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涌现等等，但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写出国人的灵魂”这些由鲁迅所开辟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仍将是新时代作家须臾不可忘记的创作指南。而且，随着人民智慧的提高、人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更普遍更深入的要求的提出，也由于生产力不充分尤其是不平衡的状况的存在，社会矛盾给人的内心刻下的印痕更为深隐也是可能的。这就更要求新时代的作家继续“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新时代”对于当下文学所带来的挑战还表现在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去触及乃至包含“新时代”所具有的文明史意义这一议题。而当我们意识到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新文明的担纲者只能是“中国”这一综合性的主体的时候，则问题又转化为新时代的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理解和阐释“中国”，抑或是如何以“中国”，更准确地说，如何以“文明中国”为基本视野来展开自己的作品世界。 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文学，我们会发现，作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或者说“文明中国”并没有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自觉的思考课题。就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传统而言，我们思考的多是个人、阶级、性别、地域、民族、城乡。的确，20世纪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在思考和书写个人、阶级等等议题的时候，可以说从来没有忘记过“中国”，或者说他们思考的终点往往都是“中国”。但是，这里的“中国”更多情况下并不是作为一个文明体的“中国”，不具有自身文明内涵的理念。当作家们在书写个体的时候，是在内心深处把个体的价值、个体的自由作为书写的出发点的，当作家们在书写阶级的时候，是把受苦的阶级当作一个价值自足的共同体来看待的，同样，当作家们在书写乡土的时候，往往是立足于乡土的价值而对之产生深深的眷恋。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并不具有这样的内在价值，这里的“中国”往往可以被置换成“中国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疆域的中国”、“多民族的中国”、“作为生活世界的中国”等等实证性的对象。再换个角度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是在作为一个框架或者说容器的“中国”内部展开的文学，是对这个框架内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书写，而此框架本身却并没有成为作家们自觉描写的对象。“中国”可以表现为人，可以表现为山川大地，可以表现为辽阔的疆土，也可以表现为悠久的历史，但是，综合来看，对于“中国”的书写呈现为一种发散性的状况，“中国”基本并没有作为一个融贯的理念，更很少作为一个文明体来得到呈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