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腔》如徐徐展开的一幅原生态乡村生活画卷，把一个名叫花田沟的村子的山崖沟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发生的一切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大家领略到一场脱贫攻坚战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这场硬碰硬的克难之战是对当今农村生活秩序、节奏与目标的一次全新考验，它首先指向人的思想观念与惰性。脱贫攻坚调动了全社会的舆论关注和物质扶助，但扶志、扶精神、扶思想意识始终是首要任务。扶贫不是“弄来几坨银子，暂救燃眉之急”，如果用来发展生产的资金挪作他用，如果在搬迁建设中反复打个人小算盘，如果村民“见钱眼开、见油水就沾”的病根除不了，连把用来做良种鸡苗的种鸡都下了酒，扶贫任务断难完成。
    一切高尚和美好的东西，都是通过平凡的东西达到的。《高腔》同样告诉读者，村民的思想问题不少时候要靠具体的生活改善来解决。精准扶贫是硬任务，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有多少农户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因孤致贫？村子里的道路、天然气、自来水如何才通得上？贫困户如何易地搬迁，通户道路资金从何而来，宅基地复垦之后怎样归属？从一棵树的去留，一间房的垒砌，到一片瓦的颜色，从农户厨房、厕所，到建筑物的门窗、扣板、瓷砖，这些琐碎的、费神的事情都是扶贫工作实实在在的内容。作品塑造的“第一书记”丁从杰、市文化馆馆长滕娜等人物之所以令人信服，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信念与办法。他们为一个村定期摘掉贫困帽子呕心沥血，对每一个细节兢兢业业，他们因地制宜引进产业发展项目，用自己竭心尽力的付出逐渐赢得了村民的尊敬和拥戴。这些领头人的带动作用已经发出了强劲的光与热，他们的作为让作者感到了“一座戏楼一座拱桥，一条大路一条小溪，一棵古柏一棵花树，一个盆景一个鸟窝，一声布谷一声口哨，一句戏文一句山歌”，都在一齐向贫困发起围剿。
    《高腔》有着很美好的质地，这更多地来自正在不断改变的乡村生活本身所洋溢的美好。马平的创作素材与灵感得自四川脱贫攻坚一线的火热生活，他在参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时，感受到了乡村的人们摆脱贫困的决心和毅力，他把自己采访采风后的感悟化为真切的文字，用自己的笔墨挥洒出了这场伟大实践中勃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行动美。脱贫攻坚本身作为一场革故鼎新的洗礼，是荡涤心灵的变革。小说中的单身汉牛金锁之所以能够幡然悔悟把“老柴疙瘩”还给米香兰家，柴云宽之所以能够一改玩世不恭和岳父重归于好，就在于他们都发现了自己与现实大踏步前进之间的差距。他们都置身于向贫困宣战的洪流中，思想觉悟和行为方式自然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曾经怨天尤人、游手好闲，但沸腾的新生活让他们发生了根本的蜕变，让他们一步步摆脱掉了过去压在自己身上的心理负担和思想负担，捐弃前嫌，直面现实，积聚起勇气去开辟美好的未来。小说中转变最大的是米香兰。她一方面坚定地保持着勤劳、孝道和隐忍，一方面以“万事不求人”的自尊离群索居，以至成为村里的一个“孤岛”。她在滕娜等人的帮助下从幕后走向台前，挑起了村委会主任的担子，正反映了新时代浪潮的巨大洗礼和推动作用。
    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观照，没有对乡村振兴的深切感应，不可能写出这样具有高度现实感和艺术说服力的作品。《高腔》从四川当代农村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巨变中来，生活的质感赋予其鲜活四溢的感染力，其中川剧高腔作为小说贯穿始终的元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独具四川风味的高腔和帮腔，还有与之相呼应的薅草锣鼓，与米香兰、米长久、柴云宽一家人的过去勾连在一起，又与他们眼前的生活紧密相关。戏台和唱词串接起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赋予小说起承转合的戏剧化节奏感，而高腔本身提精神壮声势，既有壮怀激烈的高亢，又有千回百转的蕴藉，令作品平添了一种超拔脱俗的神韵。
    德国文豪歌德在其谈话录里曾经说过，“如果诗人只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远些，写得更好些”。所谓“走得远些，写得更好些”，就是说作家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善于对描写的现实进行诗意的升华，要怀着对生活的激情，立足于现实而又能超脱于现实，能够对现实进行理想化的点染，而非亦步亦趋地描摹克隆，从而沦为现实的传声筒。《高腔》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得自马平对自己脚下土地的热爱，也得自他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往情深。他在这部作品写作前后一直受困于腰腿病，但是，脱贫攻坚一线广大干部群众迸发的热情、力量与智慧激励和鼓舞着他，让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让他厚实的艺术功底、深沉的思考与沸腾的生活相遇，也让他诗意化、审美化的匠心有了最为坚实的依傍。
    所有这一切，都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