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专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曲阜，因为我也曾在曲阜师范大学读过硕士，可谓是重游故地，所以心情非常激动。今天主要围绕从曲阜师范大学走出去的作家叶炜，围绕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讨论的空间也非常大。
    这个会议在曲阜开，应该说是结合得更加巧妙。我们知道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信大家也有很多想法进行讨论。
    我认识叶炜很早，因我在南大任教十年，他又在江苏，所以有着地缘之谊。我喜欢逛书店，最初看到他的随笔集，李新宇老师给他写过一些相关文字，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后来听到他有作品不断发表，尤其是小说《后土》，我在江苏参加紫金山文学评奖的时候看到过，印象深刻。趁这个机会，我学习了各位专家写的对叶炜作品的评论，然后结合自己的记忆谈几点看法。
    “乡土中国三部曲”，比较熟的是前两部，并且看得非常仔细，后面一部看得没那么仔细，因为书出得也比较晚。他的作品非常有特点。这是结合他自己特殊的生命体验，寄托了他的乡愁，写的鲁南麻庄的故事，非常具有符号性色彩：作品一方面通过麻庄为缩影对现当代历史上的一种转变进行一种概貌式、象征式的挖掘与表现；另外一方面作品塑造的人物有非常鲜明的个性，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如麻姑、万仁义等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立体的。在表现的手法上有创新。围绕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展开讨论。
    8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互动确实非常密切，虽然说都市文学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确实也越来越壮大，但是当代文学创作还是以乡土题材作为基础。从山东文学创作来讲，这种创作尤其明显。如最早的王润之，他的《鲁班的子孙》等等，都反应了山东的传统文化及区域色彩，对于山东本土特色文化和区域文学空间的构建有着一定意义。再比如张炜的《古船》，现代转型当中的文化渗透，以及现代人在传统的影响之下如何突破原来的模式等，都给山东乡土文学注入了力量，并且有着现代性色彩。还有日照的作家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等，在保持了乡土文学的品格的同时，为整个中国了解山东的农村生活提供了不同的窗口和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也能看出一种文脉的传承。这应该也是叶炜作为山东籍作家对土地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的表现，对于这样一种题材创作的了然于心。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他找到了自己新的突破口。
    另外，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有一些作品我们也是绕不过去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比如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在《白鹿原》里都是有深刻的诠释。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不同省份、不同籍贯的作家虽然在构建自己的文学空间的过程中，利用了不同的自然景观、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其所抒写的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相互参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可以说是文学家创作的一种普遍规律，也是当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可贵品格。季红真有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虽然她的研究有具体对象，但是我认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现代性文学作品中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主题，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深思。
    谈到儒家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我还想到格非。格非先生的《江南三部曲》中有一个意象叫做“风雨长廊”，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三部曲。我们不由地想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一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诗人热切的期望，也反应在格非先生在《江南三部曲》中所构建的乌托邦空间之中。
    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但应该辩证地继承，甚至批判地继承。我们发现，凡是涉及古典文学素材和意象的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质量较高的，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构。最典型的例子是余华的《古典爱情》，这部小说是对古典传奇和戏剧中才子佳人故事模式的解构和反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有着太多的大团圆结局，情郎落魄时遭遇富家小姐，得到资助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回来迎娶，已经成了一种经典而又俗套的模式。这其中，作家的思维构建肯定也受到了儒家入世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余华对《古典爱情》的处理很轻易地让我联想到鲁迅所说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发问的本质在于，如果女性失去了经济来源，那么会成为什么样？我们可能会想到沦为娼妓，但是余华直接植入了“菜人”意象，告诉我们这种乌托邦的真实结果是让鲜活的生命成为食物。
    我们不由联想到，娜拉出走后命运肯定不济，但痴痴在家守候的富家小姐，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也很可能无力维持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就成了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
    因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相互参照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们之间或许会有一个桥梁，但需要大量的作家、学者共同去探讨和营建。当我们看古典文学中的那些寂寞深闺，和现代文学中由自由到颓废的疯狂呐喊的时候，我们再思考鲁迅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包含经济、社会和传统文化多重因素的钳制在内。人的独立品格需要在思考不同区域、不同时间、不同情境的情况下才能被真正的尊重。因此无论是区域文学空间的构建，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继续交锋，都是大势所趋。而我们所提及的上述作家，包括叶炜在内，所做的探索都是具体而可贵的。我们应该更耐心地去观察，期待更多的后来人加入这一征程。
    本文为黄发有教授在叶炜小说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原刊于《中国作家研究》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