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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页。 ⑦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有集中阐释。这是目前各种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代表性的阐释。阐释集中在公有制，按劳分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治制度及指导思想五个方面。从理论条文说，这都是对的，但就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而言，却没有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具体敞开。它的向现实具体提升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8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13)这种割裂范畴关联性进而又进行补缀的做法，2004年由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就曾尖锐地指出，这是“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即“把中外古今‘相关’言说加以肢解，在完全不顾其文本语境，更不用说社会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拼凑起来”。这种割裂式的补缀的情况，至今仍然很普遍地存在着。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16)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关于形象思维论的几个问题”)，对形象思维的两次讨论进行了概括，其中涉及的讨论要点、讨论的历史原因、时代状况，代表了文论学界的普遍看法。该教材对此进行的展开式阐释，也有理论深度。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7)在形象思维问题上，有丰富文学读解经验及理论研究功底的童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设专章讨论文学构思问题。他没有采用形象思维这个范畴，而是延用了构思这个说法。构思是形象思维的具体化，它沉入到创作具体中，但由于这类范畴缺乏更具一般性的上位范畴如形象思维的向下提领，则该教材的构思范畴没有达到这一范畴应有的一般性抽象的力度。当然也可以选用其他范畴称谓，但应具有与形象思维范畴的等位性。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虽然对形象思维有精要阐释，但却止于形象思维的构成性分述，因此缺乏向具体提升的力度。这类问题一沉一浮，都说明比较具体的中介范畴的建构问题，是应该引起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参见《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第122～13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4页。 (19)如对于大众文化所引发的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争论问题，近年来国内以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争论的基点问题确定在西方的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对立观点上，或此或彼或调和地阐述己见。但问题在于这种前提性的基点即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在中国很少存在类似西方导致争论的界限。中国的所谓精英文学自建国以来一直就是某种意义的大众文学，而中国大众文学也一直就是裹挟着、参与着、生成着精英文学的大众文学。他们的当下一体性在于都是于混乱的市场经济中成为当下状况，又都在当下状况中追求基于趣味的商业价值。而且，这趣味差异又绝非文化差异，而只是同一文化群体中人的感性生活状况的差异。所谓精英群体内部的这种差异，比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群体间的差异往往还要巨大。由于这种对应性的研究是套用自西方而无关中国社会生活具体与文学活动具体的研究，因此多年来难以推进。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