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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单音节名词功能受限，尤其是姓和人名的单音节不便于称呼、也不便于入句，因此，汉语在翻译外国人名时，就会尽量避免单音节的姓或名字，尤其是欧洲语言人名最后一段的姓氏，因为指称外国人最常用其姓氏，中国人连名带姓提及外国人的场合非常少。但是，像吕叔湘文章中所说的“萧伯纳”（Bernard Shaw，当年也作“萧伯讷”）那样姓名换位的连称，后来并不是常规，“萧氏”也不是正式译名，更加常见的是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尽量将单音节的姓氏延长为双音节。这对译成汉语为复韵母和鼻韵母的音节比较适用，办法就是将其韵尾单独译为一个音节，哪怕这个韵尾已经在第一个字中已经出现。例如，有一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Paul Kay，在网络词典“有道”中就是用“语言学家凯伊”作为条目来介绍他的。很多认知语言学的中文论文也都用“凯伊”称呼他。从音节对应来说，Kay译为“凯”kai已经是非常对应了，原来的复元音后音素[i]也已出现在“凯”kai这个音节中了。但是，译者又将此姓最后一个音素[i]独立成字，表示为“伊”，组成双音节姓氏“凯伊”。在现代汉语中，“凯伊”比“凯”更便于称呼，也具有更加自由的句法功能。再如美国有个短跑名将叫Tyson Gay，他的通用中文译名就叫作“泰森·盖伊”。“盖伊”和“凯伊”的后字“伊”来历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双音化而将复元音韵尾[i]重复提取得到的。鼻音尾的例子如Sam，一般译为“山姆”而不是单纯的“山”。同样的“am”出现在“威廉”（William）“鹿特丹”（Rotterdam）“波茨坦”（Potsdam）等双音节三音节的人名地名中，就没有从中再抽取一个“m”构成“姆”。“山姆”是为了避免单音节的特别处理。 第二，尽量连名带姓一起称呼，避免单用一个单音节的姓。常见于不适合译为双音节姓氏的外国姓氏。如在上世纪英国撒切尔首相时代当过副首相和外交大臣的Jeffrey Howe，中文名为“杰弗里·豪”。提到他的中文新闻总是称为“杰弗里·豪”，几乎看不到有单独称“豪”的。同样，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从来没有单称“金”的。但是撒切尔首相的继任者John Major首相，一般中文报道却只称“梅杰”，不会每次都说“约翰·梅杰”。就因为“豪”是单音节，“梅杰”是双音节。 回到当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从一开始，姓氏“梅”在中文正式文体中就按照对音规则被翻译成了单音节的“梅”，没有被特殊处理为双音节姓氏，这可能跟“梅”正好是一个中国姓氏有关。于是，正式报道中一般就用第二种方式来避免单音节姓氏，即连名带姓一起称呼。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2月1日一篇报道她访问的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第二天 偕丈夫参观故宫》，除了标题外，文中共出现9次“特蕾莎·梅”，但是没有出现一次单独的“梅”。同样的内容如果用于姓氏超过一个音节的外国首脑，就不会出现每次都用姓名全称的现象。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11日刊出一篇新华社的《通向中美关系更好未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纪实》，正文出现了22次“特朗普”，却没有出现一次带名字的“唐纳德·特朗普”。可见，“特蕾莎·梅”的叫法完全是为了避免单说单音节的“梅”而采用的。 但是，民间不太愿意每次都说“特蕾莎·梅”，这种分两段的叫法不太符合中国人口语称呼外国人的习惯。因此，在非正式场合，并不排斥第一种方法的采用，即将复元音音节分解成两个音节。May和上文提到的Kay、Gay属于同类音节，都是以[i]元音结尾的复元音，甚至音值也完全相同——[ei]。既然Kay倾向于译为“凯伊”，Gay倾向于译为“盖伊”，那么“梅”译为“梅伊”就呼之欲出了。由于梅首相人届中年，正是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称呼阿姨的年龄，“梅姨”之称也就应运而生了。根据网络资料，“梅姨”的称呼早在她担任内政大臣时，就已被广大在英中国留学生在网上用开了（当时在中国国内的人绝大部分还没有注意到这位政治人物），当时她制定了一些对外国留学生较为严厉的政策，因而受到在英留学生的高度关注和经常性的评论。她的年龄，也正好是留学生这一年龄层网民的阿姨的辈分。考虑到当时她的严厉政策（这些政策在她出任首相后有所调整），“梅姨”的称呼更多还是在汉语译名常例主导下的一种谐音叫法。假如没有“梅”的单音节限制，是不会形成这个外号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汉语是一种对音节数目高度敏感的语言。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梅姨”称呼的来历，最重要的是汉语对单音节姓氏译名的用法限制，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些变单音为双音的规则。而这个外号从国外传到国内，并得到广泛流传，首先也是因为它高度符合单音节姓氏译名双音化的常例，跟Kay凯伊，Gay盖伊等高度一致。而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背景下，这个名字进一步被赋予一些亲切、尊敬的意味，也非常自然。 参考文献 刘丹青，《词类与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刘丹青、石汝杰，《专名翻译规范化的两大课题──统一与保真度》，《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4期。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