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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致心辞 陶写情致 执教或求学于南宋各书院的学者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常常将对矫饰之风的批判和对诗文作品之“真情”的提倡结合起来,在批判时人诗文之“狂怪雕锼”及“神头鬼面”(朱熹语)、“聱牙屈曲,波谲涛诡,艰深蹇涩”(方逢辰《诚斋文脍集序》)的同时,特别赞赏那些能够抒写作者之真情的“直致心辞”(欧阳守道《李瑞卿诗序》)之作。其用意便在于提示后学者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必须注重自身“真情”的抒写,唯有如此,才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关注对作者真情的体味和共鸣,进而收获感动人心的力量。 同时,书院文人还要求“所怡之情”必须做到“发而皆中节”。这既是对先秦两汉以来儒家文论要求文学创作应“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传统的继承,又是针对时人诗文创作中“不能皆出于情性之正”的文坛现状而发。诚如前文所述,南宋各书院的学者在涉及创作观的某些具体问题时或有分歧,但从整体上均对文学的教化价值功能非常重视。换言之,这种以“怡情”为指向的创作亦肩负着“讲明义理”、“美教化、易风俗”的责任——这就要求写作者“怡悦性情”之时必须坚持以“中正”为准,使其情“发而皆中节”,避免“陷于异端”。 李春青在《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中指出,“‘文人’是一种文化身份,是一个人许多面孔中的一副,或者说是一个人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中的一种。”综合上文所述,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这些执教或求学于南宋书院的学者所展现出的是有别于史书中“以古圣贤自期”(《宋史·张栻传》)、“慨然有求道之志”(《宋史·朱熹传》)学者形象的“另一面”。因此,这种创作指向既是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士人多重社会角色和身份的展现,同时亦说明这些学者虽在日常的书院教学中时有“重道轻文”之论,却在内心深处依旧葆有对“文”的情感联结,甚至依旧将吟诗作文视为陶写自身情致的重要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对南宋书院“怡情”创作指向的分析和讨论亦有助于我们摆脱对南宋书院学者“刻板、固执、轻视文学创作”的固有印象,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南宋书院的创作观。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