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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学骚 《楚辞》，尤其《离骚》是朝鲜时期科举应试的重要内容，《楚辞后语》辞精义严，成为朝鲜士子应制科试的阅读范本。朝鲜李朝科举考试的常科分大小科，进士试为小科，是成均馆的入学考试；入成均馆学习的生员和进士达到一定条件后便可应试文科，即大科。进士试在端宗元年（1453）恢复前曾制定试取标准，规定试古赋一，古诗律诗二者择一；文科采用初试、复试、末场三场连卷法，古赋是文科中场的考目之一。朝鲜李朝前期一百年，无论大科或小科，皆试古赋。虽然其后有科试律赋之事，但往往古律兼考，考生因不熟悉律赋而多作古赋。朝鲜李朝后期，六言赋成为科考主要赋体，其铺陈论述之法亦可见古赋踪迹。可以说，古赋的写作水平是科举能否中第的关键。而古赋没有严格的形式韵范，文人只有通过阅读和学习楚辞及汉魏古赋来摸索技法。 学习楚辞探索古赋作法，这一方式也是朝鲜时期文人的普遍共识。林象德（1683—1719）在指导童蒙的《小儿读书次第（乙未）》中，指出入太学要“兼诵杜七韩五长篇，《楚辞·九歌》《九章》《九辩》《离骚》及《选》赋”。 魏伯珪（1727—1798）《四书箚义跋》批评当时士子不精文理，专为摛章掇句之事云：“只读风骚、香山诗数篇，《归去来》《登楼赋》数什，《岳阳楼》《养竹记》数十行，不患不足于场屋之用。”其实，阅读楚辞、摹拟骚赋不仅是为了学会篇章结构和文辞丽句的表达，更要从楚辞融铸经意、情理相应的文体特征上获取试赋的立意之法。吟咏楚辞而仿其丽句不是学习骚赋的真正目的，如何挖掘、提炼《楚辞》托物言志、屈原忠君爱国的情理内涵才是以骚赋为法的关键。 “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矣”（朱熹语）的《楚辞后语》正为朝鲜士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既有作品可效又有义理可循的骚赋范本，给应举者试赋的命题立意以极大启示。朱熹《楚辞后语》编选骚赋，注重作品与屈赋在思想内容上的承袭关系，强调义理规正，这也符合科举诗赋词理醇正、有补治教的初衷。因此，不管是出于摸索古赋韵式的创作方法，还是从探寻依经立意的实用角度来看，《楚辞后语》都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选本，从而在朝鲜时期文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士人取则仿效的对象。 在儒家文人心目中，朱熹的文学活动始终是其匡救世道人心理学思想的贯彻，因而朱熹诗文具有一种振起衰世的悲悯情怀，雍容不迫，醇正渊粹，易为朝鲜李朝时期文人追慕效法。《楚辞后语》本身就透露出浓厚的理学气息，表现了朱熹的道德立场，如选录张载《鞠歌》、吕大临《拟招》以阐释理学教义为标准而少文学审美。 应该说，《楚辞后语》并不是一部纯粹的辞赋选本，它思想典范的意义要大于文学的审美价值，这是服膺朱子学的朝鲜时期文人把《楚辞后语》作为拟赋范本的重要原因。同时，科举应试考赋不仅看重应举者的文学修养，而且强调其思想品性之中正，《楚辞后语》以选本形式强调文章本乎性理、有补教化的宗旨，符合科考取士的基本原则和创作要求，于是士子争相阅读和摹拟，进一步促进了楚辞的传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韩国楚辞学研究”（16CZW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