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韩国现存大型文学总集《韩国文集丛刊》及其续编可以发现，《楚辞后语》所录29位作家的52篇作品中，有24篇被朝鲜李朝时期文人摹写，其中还不包括迎送神曲、琴操和凭吊等应用型文体；被拟作者18人。摹拟对象的选择不仅反映普遍的接受心理和传播条件，也呈现出个人乃至社会的时代风向和价值评判。《楚辞后语》在朝鲜李朝时期被集中摹拟，体现了朝鲜文人的文学选择、儒者心态和应试目的，这对中朝文学文化的交流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儒者崇骚 由现存文献可知，《楚辞》最早依托《史记》《文选》等汉籍东传槿域，被当地文人赏识，并成为其雅好和师法的对象。尔后多种《楚辞》版本相继传入，楚辞及其作家越来越为朝鲜时期文人所熟悉。 从朝鲜李朝时期书目所著录的楚辞版本以及现今韩国各大图书馆藏《楚辞》翻刻本的数量来看，传入朝鲜半岛最多的《楚辞》注本应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包括《楚辞后语》及《楚辞辩证》。如朝鲜时期专收本国书目的《西库藏书录》著录四种楚辞刊本，“内下旧件”录有“《楚辞后语》一件二册”；地方书目《镂板考》卷六则著录了两种楚辞书目，其一为“《楚辞》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洪奭周（1774—1842）的指导书目《洪氏读书录》择要录有两种楚辞注本，亦有“《楚词集注》八卷，《后语》六卷，《辨证》二卷”，且特意介绍了《楚辞后语》的篇目内容。而韩国图书馆所藏楚辞刻本数量颇多，据调查，仅首尔大学奎章阁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楚辞》翻刻本就达11种，《楚辞后语》占据其中六种。由此可见，随着《楚辞》在东国的传播和接受，相关文献的阅读需求扩大。《楚辞后语》作为一部续骚之作，连同朱熹另两部著作《楚辞集注》和《楚辞辩证》一起被大量翻刻，促使朝鲜文人阅读和摹拟。 朱熹在古代朝鲜儒学史上享有一尊地位，尤其在性理学全盛时期的朝鲜李朝备受尊崇，其楚辞活动因此受到槿域文士的重视和仿效。中国古代辞赋选本种类繁多，但均未如《楚辞后语》那样受到东国文人如此集中的摹拟。朝鲜李朝（1392—1910）自建立起，就在政治、思想上全面贯彻儒家社会理念，朱子学于12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不仅成为古代朝鲜传统哲学的核心，更是形成了李朝时期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朱熹的文学业绩因其崇高的理学地位而为朝鲜文人认可和赏识。他们不仅认为朱熹是学者楷模，其文章不在欧、苏之下，更通过诗文摹拟表达对朱熹的钦慕之情。以辞赋为例，朱熹的四篇赋作《白鹿洞赋》《梅花赋》《感春赋》和《空同赋》在槿域均有拟作，而朱熹赋的被拟频次在中国所有赋家中仅次于陶渊明。 朱熹自幼喜爱《楚辞》，到晚年依然执着于对《楚辞》的注解和考证。他的楚辞学著作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高丽末期的李齐贤（1287—1367）是较早提及《楚辞集注》的学者，说明在元末朱熹的楚辞著作已传入槿域，与朱子性理学的传入几乎同时。到朝鲜时期，《楚辞后语》的编选思想和内容已深入人心。南九万（1629—1711）解释《胡笳十八拍》入选《楚辞后语》的原因乃“托名文姬”；成海应（1760—1839）写《读楚辞集注》，对朱子阐扬的屈子精神继续申发，而他所述内容亦涉及《归去来兮辞》，可见其阅读对象当包括朱熹《楚辞后语》在内的全部楚辞著述。与朱子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广受追随一样，《楚辞后语》也因编者的特殊地位而引起东国文人的集中摹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具文化意蕴的现象。何况在朱熹的文学观念中，摹拟从来就是一种学习创作的手段，他自己青年时就曾作有《拟古八首》，后来也经常借鉴前人作品中的成功之处，对此朝鲜文人也深有体会。 如果联系朱熹不废摹拟的文学态度以及朱子文学在海东广受尊崇的情状，就不难理解《楚辞后语》被广泛摹拟的原因，尤其是《楚辞后语》的选赋透露出浓郁的理学观念，这在性理学占支配地位的朝鲜李朝时期引起了更多文士的共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