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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借用西方现代诗学理论分析和阐释本土文艺现象、提炼和生发新的诗学命题方面，朱光潜取得了成功。朱光潜早年游学欧美，心仪西方文化，但早年传统文化的浸润又使他对中国传统诗学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他试图在中西诗学的交汇处找到阐释诗学发展规律的法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他的《诗论》。 朱光潜十分看重他的“诗论”研究，他在晚年曾多次强调，“《诗论》对过去用功较多的诗这门艺术进行了一些探讨，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30] 在中国传统诗学史上，诗歌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其方法基本上以感悟式的点评为主，“诗话”多不胜数，科学形态的“诗学”却没有。朱光潜的《诗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因为，《诗论》对中国诗歌规律的探讨，从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西方现代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理学等新的科学方法。例如，在诗歌起源问题上，中国传统诗歌研究都以历史学和考古学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朱光潜却认为二者的“证据不尽可凭”[31]，因为，在这两种方法之下产生的诗歌起源的观念，无论是“假定在历史记载上最古的诗就是诗的起源”或是“假定在最古的诗之外寻不出诗的起源”[32]，二者之外都可以找到反证。朱光潜认为，只有从“‘表现’情感”与“‘再现’印象”这一角度给予“心理学的解释”[33]，才可以化解以上两个错误观念之弊；诗的职能在于抒情，情感的表现和抒发是人之天性，朱光潜证诸中外诗学史上大量有关“表现”和“再现”的理论，判断“诗的起源当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34]。以现代西方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框架为背景，朱光潜把诗学研究中的历史视点转移到心理学的研究视点。 朱光潜在对古代诗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的同时，综合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和现代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诗学命题，即“意象与情趣的契合”[35]，并以此阐释诗歌创造应有的境界。在朱光潜提出的这一命题中，“‘意象’即是‘景’”，是对应于客观的“物”的世界；而“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描绘的实感”，它是就人的主观世界而言。[36]他从克罗齐的“直觉”说出发，揉以王国维的“境界”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以及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命哲学理论，指出美的诗境应是一种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消除了冲突与隔阂的和谐状态，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生命圆融之境。表面看来，这一命题所追求的精神归宿似乎又回到了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以及汉儒“天人合一”的信念，但在实质上却与二者有着天壤之别。因为朱光潜对这一美学命题的探讨是从审美经验的认识作为出发点，以现代科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材料为依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而不是像庄子或董仲舒那样，纯粹出于一种生命直观的感悟和和经验。 事实上，整部《诗论》都渗透了这种精神。他把诗学研究建立在以实证材料为分析依据，以严密的逻辑推断和哲学思辨为理论标尺的基础之上，把诗歌理论中的许多问题，诸如诗的起源、诗的表现、诗与音乐、绘画的关系、诗的声韵与节奏以及中国律诗产生的原因等，纳入实证考察和抽象分析的领域，使诗歌研究走出了传统诗学研究中以直观感悟和猜测为基础的经验研究的藩篱，使诗艺探讨成为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建立起一种具有现代意味和性质的诗学理论，使中国诗歌研究的传统由经验描述转为科学分析，由“诗话”形态转型为“诗学”即科学的理论形态。 四 改造传统诗学是为了给新诗学的建构寻找支点。如何使传统诗学思想为后人所用，要看它能给后人提供多少可供吸收的养料，以及它自身能够具有多大的阐释空间，理论的生命力与它自身所具有的变化、衍生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不过，无论理论自身具有多少活力因子，它都不会自己把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自动呈现出来，它需要理论家的挖掘和阐释。阐释是旧理论向新形态转换过程的酵母和催化剂，阐释者能力的高低将决定着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转换的程度和面貌。为此，研究者需要具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研究中少一些宗派之争和意气用事的成分，更不能有浮躁的情绪，而是对研究对象持平和的态度，保持严谨求实的科学学风。如此，才能推进现代诗学的发展，在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和科学品位的诗学道路上，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