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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同属于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诸多社会现象在顺沿各自的轨道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与其它社会现象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中发生着嬗变。语言的变异固然决定于其内因，但其它社会现象的影响是也不容忽视的。作为典型的军事现象的战争，就是影响于语言变异现象的一种重要因素。 一、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分化、统一的过程，社会的分化常常引起语言的分化，而社会的统一总是要求语言的统一。正如陈原先生所说：“语言是一个变说，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主烃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变化，这就是共变。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常说的：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那么，这共变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陈原：《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载《中国语文》１９８２年第５期）的确，语言与社会共变这个原理不难理解。但是，如果把语言和社会现象作为两个相互制约的系统来考察，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共变关系是相当复杂的───首先，社会系统或语言系统自身的要素既处于共时变化，又处于历时变化之中，因此，这两个系统的共变关系是经纬交错的。从社会系统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曾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留下它发生、发展、变化或消亡的轨迹；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各种社会现象在共存中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从语言系统来看，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基本要素既有其历史渊源，同时，又有相对的静态中以类聚或组合的形式反映着各种语言要素的变体和各种语言要素之间的联系。因此，社会和语言的共变也在共时和历时的状态中呈现出经纬交错的网状态势。 其次，由于语言系统的各个要素与社会系统联系的性质不同，因此，各评议要素发生变异的速度是不均等的。词汇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所以词汇在语言要素中变异最为显著。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的结果，是语言中最具有稳固性的部分。语音的变化也十分缓慢，并且往往只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在一定的条件下起作用。正如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说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因此，把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开，个别地去研究它们的发展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关系，这是一种人为的作法。不过这种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的根据。因为语言的各个方面（词汇、语法、语音）对人民历史事实的敏感程度不同”。（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 第三，社会的变化是由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所导致的，而各种社会因素变化的量和度不是均衡地，因此，各种社会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力、作用也是大小不均的。在发展变化着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民族、种族、宗教等各种社会现象总是其以自身的发展变化制约、影响着其它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必然地制约和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变化。但是，诸多社会因素不可能同步地、均衡地作用于语言的变异。一般地说，自身发展变化显著并能引起社会急剧变革、动荡物社会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二、战争对语言变异现象的影响在人类语言发展史上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军事现象尤其是战争，是怎样以其独具的特性对语言变异发生作用的。军事现象是怎样以其独具的特性对语言的变异发生作用的。 从共时的角度看，军事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社会现象，它总是包容或伴随着政治、经济、法律、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等社会现象；而这些几乎就是人们所说的与语言共变着的社会现象之大全。马克思在谈及军事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时这样说过：“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军营里的财产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在军队服役的手工业者的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作途，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马克思：《致恩格斯》．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马克思的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军事现象的“综合性”特点。作为军事现象之典型的战争，哪一场战争的始未不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动因：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种族的......。正由于军事现象包容了诸多社会现象，因而它可以多角度、多触点地与语言现象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与其产生共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的作用力强于其它社会现象。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推断，人类语言发展史上曾一次又一次地留下了战争的痕迹：阿尔马尼亚语中大量的来的自拉丁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的词语是公元前罗马军队入侵、１５世纪后土耳其军队入侵和近代意大利军队入侵留下的“化石”；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双语现象多属于历史上入侵者通过各种手段强行扩大使用宗主国语言的结果；我国现存的奇异的“方言岛”现象多是历史上军队远征、屯戊的产物，.....凡此种种，使我们在研究社会与语言的共变关系时，不能不对军事现象与语言变异之间的联系投以更多的关注。 从历时的角度看，军事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社会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地、持续地对包括语言现象在内的其它社会现象发生着影响，恩格斯认为：在史前史的蒙昧时代，原始社会中的民族或部落之间就有了一种血族复仇的作战活动。这一时代距今至少有一万年。当时，民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可以调解内部的冲突，而“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当然，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有为达到剥削、压迫或反剥削、反压迫的经济政治目的，有专门进行战争的组织和物质条件（军队和武器装备），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在国家、阶级和军队产生以前就有了原始的军事现象──原始战争。这种你死我活的、愈演愈烈的部族冲突，比原始社会中任何集体劳动都更需要组织和秩序，更需要要以语言作为协调集体行动的信号，也更需要在使用不同语言的部落、氏族之间有能为双方所共同理解的交际媒介。可以由此推断，原始军事现象在对社会变革发生着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对语言的成熟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产生了私有制，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阶级，产生了国家和军队，科学意义上的战争就在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或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序的时候爆发了。“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战争，每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毛泽东：《论持久战》）英国《南方》杂志１９８６年８月一期载文称，仅自１９４５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大约１５０场战争，没有一天战争休止过。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说认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根据这一原理，我们不难理解军事现象长期、持续地影响着包括语言现象在内的其他社会现象的特点。 从军事现象的特性看，军事现象（尤其是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的社会现象，往往以其显著的“暴力”特征，强制性地对包括语言现象在内的其它社会现象的变异发挥着作用。以崇尚暴力著称的期大林元帅，在论述语言发展的“渐变论”，他说：“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有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消灭旧的和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经过逐渐的长期的语言新质和新结构要素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期大林：《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问题》）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它的发展过程是渐变的，以上援引的蒙古语的分化和英语的形成这两个实例，也只是说明了这两种语言在征战、迁徒以及战后民族融合的漫长过程中。由语言要素变异的逐步积累扩展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变异。但是，这个变异过程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始终“均速”的，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时间，语言的变异也随之加速。而能引起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社会现象莫过于流血的政治──战争。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性质有一个精辟的阐述：“战争是近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他还说：“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这些观战使我们对本文所要表述的中心──军事现象有时以其暴力性、强制性特征对语言的变异发生重要作用──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一方面，历史上的一些大规模战争以暴力引起社会急剧变动，而诸多社会因素的变化加速了语言的变异；一方面，战争的主宰者以暴力强加于敌对一方的意志往往也包括了服务于政治、经济等目的语言政策。 三、战争影响语言变异的实证分析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贵族铁木真依靠强大的军队先后打败了其他部落，被尊为成吉思汗，并建立了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期间，曾利用文化进步的契丹人、畏兀儿人以为已助，依用兀儿字创制了蒙古文字。后来，强悍的蒙古军连年征战，攻女真金国，征天山南路，灭花刺子模，伐小亚细亚，入欧洲腹地，以至灭宋兴元。众多的蒙古人随军远征，并在各地定居，由于地域广阔，交通不便，联系困难，各个蒙古人聚居地的蒙古语便开始自发展，逐渐分化成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蒙古语、阿富莫汗境内的戈勒语、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语，以及甘肃省境内的东乡语、新疆境内的土族语、黑龙江和内蒙境内的达翰尔语，尽管古代蒙古军并没有把分化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征战的目的，但是，古代蒙古语毕竟分化了，并望远被作为战争导致语言分化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典型实例而载入语言发展史册。 读罢以上这则史料，或许有的读者还不能确信上述例子作为论证战争影响语言变异的论据的典型意义，当然，社会现象（包括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语言的变异可以是某一种语言体系中的语言变异、词汇变异或语法变异，也可以是语言体系的分化、整化或消亡。如果说蒙古语的演变仅仅是战争作用于语言分化的一个例证，那么，有三亿多人使用的英语的形成过程则是战争促使语言整化的又一个实例。让我们再来看看以下这段史实： 公元五世纪，使用德语中低地德意志方言的盎格鲁人（Ａngles）、撒克逊（Ｓaxons）、裘特人（Ｊutes）占领了不列颠。公元十世纪．诺曼军队又侵入了不列颠，诺曼人使用的古法语诺曼方言也随之有不列颠居民的言语交际中渐渐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佯随着军事入侵来到不列颠的诺曼方言、低地德意志语与古英语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融合，产生了中古英语。 以上两个例子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于语言学家们的著述之中。但是，极具抽象概括能力的著述者们大都在笼而统之地将这些史实归结为语言与社会共变的现象之后便不再展开阐述或继续深究。 版权所有：里子0720转贴自本人论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