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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马尼拉。从北京到马尼拉大约只有两个到厦门那么远，没想到，临行前对菲律宾的学习还绕过了一个拉丁美洲。当然，这里也有一点必然联系。中国对于西班牙语美洲的了解，最初恐怕是借助菲律宾即吕宋的。据说，中国人所见到的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就叫《吕宋华文合璧字典》，在历史上，“吕宋文”曾被当作了西班牙文的代名词。 读了一篇墨西哥学者写的关于菲律宾爱国者何塞·黎萨尔(Jese Rizal) 的文章。黎萨尔一八六一年出生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最初学医，后来从事写作，他的西班牙语与他的母语他加禄语(Tagalo，菲律宾本土语言之一)一样纯熟。作为一代本土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去宗主国西班牙接受过教育，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殖民地同胞的屈辱，并从旅居西班牙开始，发出了第一声反殖呐喊。他热爱西班牙语和它所承载的文化，但他用西班牙语写出了流传后世的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文学作品：《请别碰我》、《起义者》以及大量政治、思想论文。当这些作品在菲律宾被列为危险的禁书时，黎萨尔却勇敢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道路。他反对其他爱国者急于用暴力争取独立，但西班牙当局却把他作为唆使起义的思想犯逮捕；一八九六年，西班牙当局处决了年仅三十五岁的黎萨尔。黎萨尔的殉难激起了更大的反殖浪潮，两年之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被推翻。 “二战”后用美国吉普车改造成的小公共，缓缓驰过车水马龙的马尼拉街头，花花绿绿，怪状奇形。蒙蒙细雨中，外国的来访者正在向黎萨尔纪念碑敬献花圈。在菲律宾，黎萨尔像孙中山在中国、甘地在印度一样受到国父般的尊敬，但是，在黎萨尔和他的后世仰慕者中间，已经产生了一道巨大的语言鸿沟。今天在菲律宾，估计只有2％的人－－多半是老人和学校里的西班牙语师生－－多少懂西班牙语。 当年黎萨尔和其他独立运动先驱用热血写就的爱国檄文，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阅读。历史的风风雨雨吹拂着菲律宾群岛，沧海桑田的变化伴随着冥冥中的黎萨尔。 麦哲伦是第一个到达菲律宾(一五二一)的西方人。后来，西班牙人以其国王费利佩二世(Felipe II)的名义将这块由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地区命名为菲律宾(Filipinas)，并于一五六五年在此建立了殖民统治。但西班牙人不是直接由欧洲本土、而是由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出发至此的。他们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港起航，驶向浩瀚的太平洋。当年哥伦布寻找亚洲的西行远航，以不期而遇的广漠美洲为跳板，继续西行，将殖民帝国延伸到了亚洲。 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居住在七千个岛屿上的不同部族讲一百多种语言。西班牙人压制了以南部棉兰佬岛为中心的伊斯兰教影响，迫使大部分菲律宾居民像美洲居民一样接受了天主教，因此，至今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基督教国家。但是，菲律宾却没有像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一样，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国家。 无论是对美洲殖民地，还是对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都没有认真推行过全民西班牙语教育。在他们看来，既然传教土们学会了用当地土语宣教，就没什么必要大力普及西班牙语了。一些保守的宗教人士认为，操不同语言的土著人学习了殖民者的语言，将有联合起来造反的可能。直到一八六二年，西班牙王室才颁布法令，规定西班牙语为殖民地基础教育的必修课，但却遭到菲律宾圣马科斯教会大学校方的反对。他们声称：“至今为止，不同的语言和种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我们有利的对峙，比如，卡戈扬人反对他加禄人，潘潘果人反对依洛卡纳人，政府瓦解了各种起义。而语言的统一则会造成感情的统一，使用同一种语言，个别人就能够向群众发表煽动性的演说。” 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化主要是由于混血民族的产生，当混血人种占据人口中的重要比例后，西班牙语作为交流工具便日益普及。在菲律宾，始终没有发生重要的混血过程。这是因为，始终没有发生重要的欧洲移民潮。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其次是地理的。菲律宾缺少像美洲那样的经济吸引力去鼓舞西班牙人“闯吕宋”，而且，从西班牙到菲律宾，更是海渺渺，路迢迢。到了一八六九年苏伊土运河开通之后，已经是风云变幻、事过境迁了。 尽管在菲律宾没有出现一个显著的混血民族，却产生了一个有机会接受西班牙文化教育、谙熟西班牙语的本土知识分子阶层。黎萨尔和一大批重要的独立运动鼓吹者、组织者就产生于这个阶层，西班牙语在他们手里成了在星罗棋布的群岛上发动统一起义的武器。 黎萨尔的母语是菲律宾群岛最主要的一种本土语言－－他加禄语，但他的全部著作都用西班牙语写成。他听着西班牙语的训斥声长大，读着优美的西班牙语文章成年。在这个承载着爱与恨的语言里，黎萨尔寄托着一个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沉重感情。在《一个菲律宾人的思想》中，黎萨尔这样质问道：“我们有什么必要懂西班牙语，既然我们有自己丰富的他加禄语，比萨亚语，依洛卡纳语…难道就是为了看懂那些美丽的故事，那些关于自由、进步和正义的理论，然后苦苦地盼望吗?难道就是为了理解那些法律，懂得我们的权利，然后在实践中听任完全不同的法律制裁吗?既然与上帝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交流，学西班牙语有什么用?”“是为了听懂国民卫队的辱骂和诅咒吗?如果只是为了这个，那么没有必要学习西班牙语：鞭子的语言和略微敏感的肉体足以让我们领会。西班牙语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既然我们连答话的权利都没有!” 三百年的统治使宗主国的文化汁液缓缓渗入殖民地的土壤。天主教进入了普通人的宗教生活；吉他成为喜闻乐见的民间乐器；大量西班牙语词汇融入本土语言，尤其是随着建筑、宗教、法律、音乐、饮食等新的文化形式补入的外来语；菲律宾人的姓氏、名字以西班牙姓名的形式世代相传；街区、道路的西班牙语名称至今沿用……黎萨尔感受着这种现实：“哪里有西班牙做过的好事，哪里就有西班牙的影子，即使西班牙的国旗消失，对于它的记忆也将是永存的，不灭的。”黎萨尔反抗的是宗主国制度中的殖民主义政治，而不是它的全部文化内涵，也不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黎萨尔期待的是一种真正人道的前景：“将来，辽阔的海洋也无法将这两个民族隔开，在他们之间，再也不会出现那些拥护专制的人所播撤的不和的种子。” 十九世纪末，西班牙在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独立，残存的主要有美洲的古巴、波多黎各和亚太地区的菲律宾、关岛。伴随着西班牙最后一批殖民地消失的，不仅是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精神动荡，还有宗主国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思。西班牙不愧为一个拥有深沉灵魂的民族，它的文化孕育了十六世纪在美洲大陆维护印第安人利益的天主教教土拉斯卡萨斯，也孕育了十九世纪末的西班牙“九八年代人”。“九八年代人”集中了那个时代的西班牙良心，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是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面对西班牙帝国的衰亡，他们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反省，他们触及了深刻的民族主义应当具有的本质－－人道主义。他们对祖国的爱藉批判而行。 正是乌纳穆诺这位宗主国的知识分子理解了殖民地的知识分子黎萨尔。 一九O七年，乌纳穆诺为一本关于黎萨尔的书撰写了跋，他写道： “黎萨尔是一个受过西班牙教育的印第安人，但是西班牙没有允许他成为西班牙人；然而，黎萨尔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他比那些杀害了他的可怜虫们更配做一个西班牙人……黎萨尔的尸体余温犹存，那些家伙就亵渎地高呼：‘西班牙万岁!’这是在辱骂苍天……黎萨尔是西班牙人，他用西班牙语思考，他用西班牙语教诲他的同胞，他用西班牙语向他的祖国道出最后的、柔肠寸断的告别。只要西班牙语存活一天，这一声告别就将同在。”同一种对祖国的热爱，同一种语言，联结着宗主国和殖民地的良心。 顺便提一句，乌纳穆诺不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人，即“正宗”西班牙人，他的故乡是巴斯克，但他同样用西班牙语写作，同样代表西班牙文化发言。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当年黎萨尔的同道们在菲律宾独立之后得以掌权，那么西班牙语很可能成为今天菲律宾的统一语言。然而一八九八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改变了这个群岛的命运。这一年，浴血奋战半个多世纪的古巴爱国者和菲律宾爱国者终于给了西班牙老殖民主义者以沉重的一击，而如日中天的美国海军舰队几乎毫发未损，只是在奄奄一息的西班牙背上再轻轻推了一把，就攫取了它残存的最后几个殖民地。在美洲，古巴仅仅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波多黎各沦为美国殖民地。在亚太地区，美国曾向菲律宾爱国者保证，只要后者在国内坚持独立运动，美国将在西班牙倒台后帮助菲律宾获得独立。 但是，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一只，在古巴和菲律宾的爱国者无权问津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单方面与西班牙签署了《巴黎和约》，菲律宾被西班牙用两千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同时沦为美国殖民地的还有太平洋上的关岛，今天在它的三分之一领土上部署着各种美国军事设施。 像伟大的古巴爱国先驱何塞·马蒂(Jose Marti)一样，黎萨尔同样预感到了美国的帝国野心。牺牲前，在一篇题为《菲律宾：今后的一百年》的长文中，黎萨尔忧心仲忡地写道：“那个美洲的大共和国自觉与太平洋地区利益相关，在非洲又没有分享到战利品，它有一天会企图在海外谋取地盘吗?”黎萨尔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他在同文中写道：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违背了自己的传统吗?” 历史不幸被黎萨尔言中。于是，在菲律宾，一个英语时代开始了。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美军根据《巴黎和约)进驻菲律宾。一八九九年二月，反抗过西班牙殖民者、与美国达成过合作协议的菲律宾游击队员们再次投入反对美军占领的战斗。在十余年的反美战争期间，一百万菲律宾人丧生。“二战”期间，日军一度占领群岛；日本人战败后，美国人又趾高气场地“光复”登陆。菲律宾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获得独立。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菲律宾多次爆发大规模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一九九二年美军从那里撤出时，数千菲律宾农村妓女随之失业。 这样的历史无法不造成心理创伤。 如今的马尼拉是一个英语畅行的世界。美国人绝没有西班牙老殖民者那样迂腐。立足伊始，他们就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普及英语；并在短暂的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一九O一年，美国就从国内派到菲律宾六百名职业英语教师。一九O三年，美国开始往本土派送菲律宾青年学习英语及其文化，当时在菲律宾讲西班牙语的人仍有八十万之多。十五年之后，讲西班牙语的人降至七十五万人，讲英语的升至九十万人。自此之后，两者的差距急剧拉大。二十年代，菲律宾反美独立运动成员创办了数份报纸，使用的语言均为西班牙语。为了抵消这一影响，美国人立即创办了更多的英语报刊。今天，英语虽然不是菲律宾国语，但系法定的必修语言，45％的菲律宾人能讲英语。国际会议上，菲律宾学者人人一口流利的英语，马路上的叫卖者、行乞者，对于讲英语也没有显露丁点难色。一百年的时间足以使语言改朝换代。 作为以殖民统治为背景的语言，英语在菲律宾的地位是当年的西班牙语远远不可企及的。然而，除了成为交流工具之外，英语似乎没有取得心理上的成功。在今天的菲律宾语中，有33％的词汇来自西班牙语，只有1%来自英语，甚至在起源于美国文化的美容业，在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体育圈里，仍有西班牙语词汇的痕迹。在涉及现代职业、工种名称这类菲律宾本土语言中几乎不曾存在的词汇时，热爱英语者大量借用英语词汇，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当他们想回避自己的这种文化特征时，往往暂时放弃使用“Tanglish”，即夹杂着大量英语词汇的他加禄语，而选择库存里的西班牙语词汇。 关于人们对美国人、对英语的感情，一位菲律宾朋友这样随意对我说：“美国人以为与我们没有任何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我们的心。” 无论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都是殖民者的语言。独立后的菲律宾人决定建立自己的统一语言。一般人可能并不很清楚，今天菲律宾的国语称菲律宾语。这是菲律宾独立后在他加禄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统一语言。他加禄语之所以被选中，其原因在于，它是菲律宾群岛一百多种语言中文字资料最多的一种，且又是他加拉地区－－以首都马尼拉为中心的地区－－使用的语言，它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今天，55％的菲律宾人用菲律宾语作公共交流，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继续使用各自不同的民族语言，在一些特定地区，还存活着一种很独特的查瓦卡诺语(Chabacano)，这是一种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从语音和书写上菲律宾化了的西班牙语，至今在近七千万菲律宾总人口中，还有四十多万人会讲这种语言。今天，懂西班牙语的菲律宾人一旦有机会听到这种语言，就会忍俊不禁，因为怪诞的查瓦卡诺语又把人们带到了那个遥远的过去。 在这样的语言形势下，西班牙语成了这个国家里像汉语一样的少数语种。今天，听那些白发老叟或当年望族的后代讲西班牙语，似乎是在听前朝的遗老遗少说话。一九五二年，菲律宾国会曾规定西班牙语为大学必修课，课时不得少于两学年内每周三小时。其后三十五年中。围绕西班牙语必修课时的增减有过数次激烈讨论，一九八六年，西班牙语终于被降格为选修课程。这样的反复不是没有来由的。菲律宾独立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文献、民族英雄们的著述几乎全部用西班牙文写成。菲律宾德高望重的国务活动家科拉洛·M·雷克托一九八五年这样说：“西班牙语已经与我们血肉相连，这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英烈和政治家们的意愿，抛弃它，我们的文化财富将残缺不全。”为数不少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赞成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少量英语和他加禄语译本并不能代替用西班牙语原文直接解读、体会民族先驱的心声。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起义者》这部小说里，黎萨尔引入了一段充满幽默感的上述查瓦卡诺语对话，黎萨尔的本意是再现这种象征着文化交融的语言现象。同时，黎萨尔对这一语言的纯熟掌握也反映了这位爱国志士的修养。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这段文字是不可译的，一些英、法文译者愚蠢地把这段对话的意思译了出来，同时，在其他出现拉丁文的段落里却保留着原文。 实用的原则像钢矩铁尺，无情地规范着人们对语种学习的选择。 人们不喜欢英语，但英语的必修课地位雷打不动；人们眷恋西班牙语，但没有多少人肯仅仅为缅怀过去而花费宝贵的时间。难怪菲律宾人用自嘲的口吻说：“今天还剩下一个能唤起学习西班牙语热情的动力：上百万在欧洲打工的菲律宾人可能觉得有必要捡起西班牙语。” 黎萨尔的塑像依旧高高耸立在马尼拉市区肃穆的公园里，但对于他今日的同胞来说，黎萨尔当年热血迸溅的铿锵之声已越来越生疏。 在这“不能阅读”的同时，菲律宾的近代历史以及这一历史所蕴含的丰富意味正在被更年轻的一代忘却。 一九七六年，委内瑞拉组织出版的阿亚库乔文库将这位菲律宾民族英雄的作品《请别碰我》收入了上百卷的大型拉丁美洲文集。墨西哥学者塞亚为书作序，序中写道：“黎萨尔已经不能以他所使用的原文语言形式置身于自己的同胞之中，但是，他能够当之无愧地加入我们拉丁美洲伟大人物的行列。他们都把西班牙语当成了争取解放的工具。黎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漫长的殖民化过程使无数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盘根错节，发展举步维艰。但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得以飘扬的地方，殖民主义的瓦解往往与殖民主义的推进同步产生和发展，像一隐一显的地下、地上河。 向外扩张的，不得不接受来自外部的移民潮；推行文化一元化的，最终将接受多元文化的现实；企图用自己的语言统一别人的，反被统一了并觉悟了的别人围困。在这此消彼长的演化之中，语言折射着历史的沧桑。民族文化的命脉寓于语言。不过，驾驭语言的最终是人，语言的魅力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像黎萨尔的启示一样，甘地能用英语为一个古老民族的解放服务，法农能用法语去揭示一个人歧视人的世界。 作为拥有中文的中国人，我们有幸依靠着一种深远、丰富的语言背景，珍视这笔财富当被视为使命。如若不然，文化变异与语言堕落的恶性循环将造成真正的悲哀。 一九九九年春 《读书》1999.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