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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苗文的状况 一、古代苗文的记载及传说 关于古代苗族有无文字，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论。1997年《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论苗族民俗文化中的蚩尤形象》一文认为，苗族民间认为，蚩尤是古苗文的创造者。各地的苗族几乎都有苗族古代有文字的传说，这些文字写在羊皮或树皮上，传说中大都认为，由于战争与迁徙频繁，苗族古文字才不幸失传，如今各地苗族刺绣图案中的几何花纹，就是古代苗文的零星残存。 苗族的文字，有着曲折的经历。清代以后的文献记载，苗族历史上确实有文字，如湖南城步苗族曾使用过一种类似汉字篆文的苗文，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苗族杨清保起义失败后，因被官府强令禁用而失传。在清人陆次云所撰《峒溪纤志》、近人谢彬著《云南游记》、于曙峦著《贵州苗族杂谭》、华学涑著《国文探索一斑》等书中，也提到云、贵、川等省有苗文。谢彬云："苗文为太古文字之一，半立于象形，无形可象者立于会意或谐声，亦有不得有形、意、声立者，则附以各种记号，有一字数音、数字一音者。"国外一些学者如德韦利阿 (G'abriel Deveia)、 维亚尔(Paul Vial)和 德奥·隆 (Commandant Douone)等人对苗文曾有过调查和研究。这些苗文字形，与老彝文有某些相似，因而有人曾怀疑是彝文。但与《彝汉字典》对照，并经贵州彝文学者辨别，认为不是彝文，音义差别很大，而苗语确能解之。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古苗文确实是存在的，只因应用范围不广或被官府禁用，所以无法流传，史籍才说苗族"无文字，刻木为契"。近年在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周围的苗族聚居区发现一些碑文，类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也不同于"水书"，当地人称为"苗文碑"，可惜残破不全了，是否与古苗文有关，尚待文字专家研究。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关岭红岩碑的天书，属古代苗文，持此意见的学者颇多。有不少学者认为，威宁中水出土的古陶瓷中的刻画符号，亦是古代苗文的雏形。 二、柏格里老苗文以及其他苗文的创制 20世纪之前，苗族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过苗文；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根据传统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制了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当地教会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该文字先早已销声匿迹。清末民初，湘西杰出的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用"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用以记录和创作诗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语语音为基础，创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简化为"速记苗文"。同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曾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称"红苗语课本")，对学生讲授。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为传教的需要，在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运用苗族前辈整理的符号和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了拼音文字，并在川黔滇苗区推行。这种拼音文字称"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 柏格里等人对于这一发明非常满意，他们曾经吹嘘说："这种发明很成功，有二十几匹马驮了用我们的字母拼写的圣经到了昆明以后，在两小时内，全部卖完。"文字学家指出，这不是文字创造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而是苗族迫切需要文字的表现。 老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现在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花苗新课本》先后印发1.5万册。川南、黔西北操川黔滇次方言信教的苗族也曾用滇东北老苗文翻译出版过《圣经》、《马太福音》等，现在也还有人掌握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老苗文属自创符号与拉丁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共32个)，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共37个)，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上角或右侧或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