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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娅曼 发表 《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摘要：现代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开创的，但人们没有意识到，现代语言学潜藏着一种深层危机，那就是语言观与语源观的深刻矛盾。轴心时期以来的传统语言学观念是自洽的，其“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与其“词源”语源观是一致的，前者必定导致后者。索绪尔最深刻的语言学革命是提出了“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彻底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这本应该导致对“词源”语源观的彻底否定，然而索绪尔却并未否定这种传统语源观。这是因为他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未能真正贯彻其“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这尤其表现在索绪尔仍认为语言起源于词的产生、后继者关于词的聚合与组合等观念上。显然，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是提出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以解决上述矛盾。为此，我们提出“浑沌语言学”，认为：作为“符号价值系统”的语言，并非起源于词的产生，语言的初始形态乃是尚未分化的“浑沌语”，词不过是其分化的结果；浑沌语的分化不仅是原始词的产生、也是原始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产生的原因。所以，各语言要素才不能独立存在，而须由作为“价值系统”的整个语言系统决定。 关键词：现代语言学危机；语言观；语源观；浑沌语言学；浑沌语 现代语言学正面临重要历史关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潜藏着一种深层危机，那就是语言观与语源观的深刻矛盾。轴心时期以来的传统语言学是自洽的，因为其“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与其“词源”语源观是一致的，前者必定导致后者。索绪尔语言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我们认为，索绪尔最深刻的语言学革命并不是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第一次从理论上将语言学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交织中剥离了出来，而是提出了“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从而事实上否定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分类命名集”[1]语言观。这本应该导致对“词源”语源观的彻底否定，然而索绪尔却未能否定这种传统语源观。这是因为他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未能真正贯彻其“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这尤其表现在索绪尔仍认为语言起源于词的产生、后继者认为语言是词的聚合与组合等观念上。事实上，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最被称道的所谓能指与所指结合的任意性，远未达到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思想的深度。显然，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是提出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为此，我们提出“浑沌语言学”理论。 一、传统“词源”语源观 自轴心期[2]始，关注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已经至少两千几百年，哲人们讨论过词的音义来源，讨论过语言的起因，讨论过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唯独没有提出并讨论过语言的原初形式问题，即从未有人提出过语言的原初形式是不是词的问题。古代哲人们直接把词的来源作为语言的来源，亦即从轴心期起，“词源”语源观就仅仅是个预设（详后）。除这些年我们反复论及苏格拉底时期，古希腊哲人关于语言起源的争论是这样外，[3]其它关涉语言来源问题的讨论无一不以“词源”语源观预设为基础。例如，语言和思维的紧密联系一直是哲学上的普通常识，自亚里士多德始，哲学家都认为，语言起源于并且从属于思维和抽象观念。[4]这种语言起源于思维的观念，即隐含着“词源”语源观预设，因为思维的基本要素是概念，而词即是概念的形式（能指）。中世纪后的1660年，历史上首部语言理论著作《普遍唯理语法》开篇言：“说话，也即人类为之所发明的符号来解释自己的思想。”[5]这种思想先于语言的语源观，同样隐含着“词源”语源观预设。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在18世纪达到一个顶峰，与过去认为语言起源于思维的观点不同，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同一起源。[6]这种语言思维同一起源观仍然隐含着“词源”语源观预设。直至今天，这个“词源”语源观预设仍然难以被反思。 比之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研究，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无到有，到取得巨大成绩，无疑令人骄傲。尤其是索绪尔批判了自古以来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7]的思想更是划时代的。然而，虽然索绪尔在语言观上迈进了新时代，但在语源观上却留了一只脚在旧时代。他因未能发现“词源”语源观这一错误预设，不仅未能超越轴心期以来的“词源”语源观，还导致了现代语言学深刻的理论危机：一般语言观与其基石语源观之间的深刻矛盾，亦即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与“词源”语源观的根本对立。而解决这一严重危机的唯一途径，是研究并提出能够支撑“符号价值系统观”的崭新语源观，回答“语言何以是纯粹的价值系统”这个重大问题。 为此，我们在批判源自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及其与之相生相伴的组合发展观预设的基础上，研究并提出了一种能为“符号价值系统观”奠基的新的语源观和发展方式论，以建构一种语言观与语源观统一的崭新的语言学理论：浑沌语言学理论。汉语“浑沌”出自《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8]须注意者，汉语“浑沌”的语义并非西语所谓“混沌”（chaos）（混乱），而是说的“未分化”（undifferential），它是与已分化的“儵”与“忽”（来自叠韵联绵词“儵忽”或“倏忽”）相对而言的，故可译为西语“undifferentiation”。 二、索绪尔的语言学革命及其局限： “价值系统”语言观与“词源”语源观的矛盾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9]，即语言符号系统是由纯粹任意性原则创造的纯粹的符号价值系统（详后）。这一思想之深刻，以致《教程》发表近百年还没有被真正理解。即使被公认为结构主义权威的皮亚杰仍然是立足于“组合”观（他在《结构主义》一书中，阐释结构主义的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时，把“组成规律”视作结构主义的“中心问题”[10]），这恰恰是索绪尔所批判的（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观即为组合观。详后）。纵观世界理论语言学和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我们认为，就其深刻性而言，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语言学理论超越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价值系统理论。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主义三大流派布拉格音位学、哥本哈根语符学、美国描写结构主义，没有超越索绪尔自不必说。20世纪下半叶的“乔姆斯基革命”，功能语法的兴起，以及被有人认为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提出挑战的认知语言学，都未能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构成挑战，更未能超越索绪尔。[11]对于索绪尔“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思想，一般理解为：语言系统中的任何单位“不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而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12]。这种理解达到了索绪尔“价值系统”观的层面，但未达到“纯粹价值系统”观层面。并且导致误把语言视作是交通信号系统那样的价值系统，以为区别仅仅在复杂与简单上。但索绪尔的深意是：语言是由纯粹任意性原则创造的纯粹的符号价值系统，而其它符号系统则是由相对任意性原则决定的一般价值系统。正是在此处，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不仅未能超越索绪尔，甚至未能真正理解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13] “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思想在《教程》发表的百年间一直未受重视。我们之所以在“纯粹的价值系统”与一般价值系统之间迷失，除了索绪尔这一思想太深刻，语言学理解它需要一个过程，还因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把索绪尔针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强调共时系统的研究，误解为索绪尔反对历时和发生学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作为结构主义发生心理学家的皮亚杰走在了语言学的前面。皮亚杰批评结构主义各流派“没有结构的发生论”[14]，在“结构”的来源问题“躲进先验论的天国里”，他追问：“结构是怎么得来的？”[15]虽然皮亚杰是就一般符号价值系统的发生问题发问，而不是就“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发生而发问，但索绪尔在《教程》中，早已专门就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进行了发生学阐述。这一论述被语言学整整忽视了一个世纪。 在《语言的价值》一章，索绪尔开篇即说：“要了解语言只能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 [16]，注意力要放在“语言的出现”与所指、能指两个要素出现的关系上。他以一幅示意图（下附），阐述了语言的纯粹任意性原则怎么创造出自己的所指、能指两个要素，阐释了语言从产生起就是价值系统，并且是“纯粹价值系统”的缘由。 
（示意图为《教程》原图，上方和右面文字为笔者所加）
示意图上的A表示潜在的所指——前观念，B表示潜在的能指——前语音，AB之间的空白表示前观念和前语音的分离状态，虚竖线表示语言任意地划分观念和语音并使它们结合。整个图示表示前语言状态到语言状态的产生过程。索绪尔说：“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所指方面，他说：“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能指方面，他说：“声音本身”也不是“预先划定的实体”，不是“一个模型”，“而是一种可塑的物质”。[17]对语言的所指与能指是怎么产生的，索绪尔说： 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18] 这段话表达以下几层意思，第一，语言产生前，所指和能指并未预先现成存在，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和所指；第二，语言的创造是一种纯粹的任意性创造；第三，正是语言创造的这种纯粹任意性决定了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第四，纯粹价值系统中的所有符号都是消极要素，它们的价值由系统规定，并且也参与对系统的规定。这些思想非常深刻，将语言这一“纯粹的价值系统”与交通信号系统这样的一般价值系统（能指所指也是消极要素，但却预先现成存在）区分开来。[19] 这段论述中，索绪尔表达出与轴心期以来的中外哲学家、语言学家根本不同的前语言观和语言的产生方式观。索绪尔认为，在语言产生前，语言的所指、能指浑沌未分，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所指和能指。而我们自古以来一致认为，在语言产生前，词符所反映的事物或概念已经预先分别现成存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性概念”（idea理念）是第一性的，反映“理念”的语言符号是第二性的。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词语是事物的符号”[20]，更是从古至今人们这种观念的反映。无论认为词语是理念的反映还是事物的反映，都视语言产生前，符号的音义已经现存存在。[21]在语言的发端处，索绪尔以他的深邃超越了前人，甚至他之后的100年，语言学也未能达到他的深度。 对于语言的产生方式，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不是一个个孤立地产生的，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一举产生的，即语言一产生就是一个互相规定的价值系统。每一个符号的含义不是被先于它的外来的事物或概念所决定，而是被系统中别的符号的含义所规定。而轴心期以来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的产生是将已经预先存在的语音，以贴标签方式，给已经现成存在的事物或概念一一贴上标签，即词是分别孤立产生的，词的含义来自语言之前和之外的“事物”或“概念”。按照这种孤立产生观，一个个孤立地产生的词，不由系统规定，因而是积极要素。 虽然索绪尔是在批判传统发生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系统产生观”，但“价值系统产生观”和传统的“孤立产生观”却隐藏着一个共性：均视词为语言的起始点。古希腊哲学家直接以词为起点讨论语言的起因和产生方式，索绪尔关于语言产生于思想或观念的区分，同样也是在没有讨论语言初始样态的情况下，预设了词是语言的起点。索绪尔论述语言所指的产生时，说“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22]，并始终与“思想”“观念”相联系，亦即在语源观上，索绪尔未能超越自古以来的“词源”语源观预设。通观《教程》，凡索绪尔批判锋芒所至和正面阐述的各种观点均与轴心期截然对立，唯独在没有进入他的论述范围，也没有进入古希腊哲人视野、但却成为他们理论根基的“词源”语源观预设上，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对立悄然消失。将索绪尔语言观与轴心期语言观概括如下表：
这个索绪尔没有发现的“词源”语源观，成为了索绪尔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它导致了索绪尔语言学深刻的理论危机，造成符号价值系统理论未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甚至符号价值理论被悄然改变为分类命名集观。除了我们已经指出的符号价值系统被20世纪的语言学理解为由砖石（词和词组）砌成的大厦是典型的分类命名集观的体现外[23]，纯粹价值系统的“句段关系”被改变为“组合关系”,“联想关系”被改变为“聚合系统”也反映出索绪尔理论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索绪尔的“句段关系”意指抽象的结构关系（音节、词、短语、句子），绝非孤立的要素的“组合关系”；而“联想关系”意指为实现“句段关系”的可供选择的“潜在的记忆系列”即（音素、语素、词）符号场，而非孤立要素的“聚合关系”。[24]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25]，“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即是符号价值系统运作所依凭的两种关系。但因为索绪尔没有发现“词源”语源观是“分类命名集观”的根基，在批判分类命名集观时，未能斩草除根，同时批判“词源”语源观。因而在论述“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时未能有针对性地处处注意堵住可能被误解的漏洞，事实上给“词源”语源观的趁虚而入开了一条口子。隐含着“词源”语源观和分类命名集观的“聚合关系”概念，与隐含“词的组合”这一初始语法发生观的“组合关系”概念，就这样排挤掉索绪尔的“联想关系”与“句段关系”一对概念，堂而皇之的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为什么“词源”语源观会导致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不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为什么被索绪尔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观仍然控制着我们的语言观？我们认为，因为这个“词源”语源观使得索绪尔理论有以下三个致命弱点： 第一，“词源”语源观只与词的“联想关系”直接相关，而与“句段关系”无关。这与索绪尔的依靠“句段关系”、“联想关系”运转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不契合，符号价值系统观得不到语源观的支撑。（以致“联想关系”被修改为孤立要素的“聚合关系”，以与“词源”语源观契合。） 第二，说语言的初始样态是“词”，就意味着语言的产生开始于概念的产生，亦即持这样的语言发生观：概念的产生即语言的产生。这与心理学、人类学认为概念是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这一共识是对立的。 第三，索绪尔的词源“价值系统产生观”比之轴心期的词源“孤立产生观”，更加不合理。因为既然概念是人的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那么在人类语言产生之初，人的认知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还不可能有反映概念的词，更不可能在此时突然一举产生一个概念系统。反之，认为词一个个孤立地先后产生的“词源”语源观却相对合理。 词的孤立产生观与分类命名集观是统一自洽的，因为按照“孤立产生观”，先后产生的词（积极要素）汇集起来，就是分类命名集。而“词源”语源观与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却是尖锐对立、根本矛盾的，正是这导致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深刻危机，致使符号价值系统观不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因此，解决符号价值系统观与“词源”语源观根本矛盾的危机，必须将批判矛头直指语言观的基石——“词源”语源观。 三、浑沌语言学的提出：从浑沌到分化 （一）现代语言学危机的逻辑结果 虽然从未见有人论及古希腊以来的传统语言学的理论架构，但事实上它的理论架构是：语源观：词的产生；语言观：词的集合；语法观：词的屈折。这一理论体系以语源观为基础，与语言观、语法观互相支撑，看似非常严密，相当自洽，其实没有根基。就语言的产生观而言，与“词源”语源观相伴随的，是初始“语法组合”观，即认为：词与词的首次组合即是语法结构的产生（形态语同时以词的屈折表示语法关系）。但“词源”语源观也好，初始“语法组合”观也好，都仅仅是预设，而且是错误的预设。之所以说它们是预设，是因为古希腊哲学家讨论语言的产生问题时，只涉及了语言产生的起因（why感叹说、模仿说）和语言产生的方式（how约定论、本质论），并未涉及语言的初始样态（what）问题，[26]也并未提出和讨论过初始语法结构的来源和方式问题。之所以说它们是错误的预设，是因为： 首先，“词源”语源观理论上站不住脚。词主要是就概念而言的（词义具有“概括性”[27]）。如前所述，说语言的初始样态是“词”，意味着概念的产生即语言的产生。这与心理学、人类学的共识相对立。著名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本是一种在概念水平以下使用的工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28]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也强调：语言最初产生是“作为人类行为，是连接人类一致行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工具。”“语言的原始功能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想的对应物。”[29]只有认知水平达到了相当程度才有思维，有思维才有概念，而没有语言哪来的思维？哪来的概念?分析哲学言语行为理论提出，话语分“言有所述“和”言有所为“两类，“言有所为”即“以言行事”。[30]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行为方式”、分析哲学家所说的“以言行事”，才是语言最基本、最原初的功能，亦即萨丕尔所谓“在概念水平以下使用的工具”。 其次，“词源”语源观不符合中西方语言的实际。“词源”语源观背后还有一系列语言学观念，首先就是初始词的单性单义观，即认为产生之初的词是具有特定功能（指称、陈述等）、具有特定词性（名词、动词等）的意义单纯的词。如果对此寻求古代语言材料的支持，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普遍唯理语法》中，作者举了9个拉丁词，说它们“根本就不是动词，却表示动作和情感，甚至表示事物的变化。”姚小平校注说：这些词“看起来像是一个词，实际是个句子”[31]。语法极其分明的形态语尚且如此，汉语这样的孤立语更是这样。无论从文字、音韵、训诂那一方面都不支持越早古汉语的基本单位的表述功能越单纯。恰恰相反，古汉语的实际表明，越早的古汉语语意越浑沌，语法功能越不分明。例如：甲骨文被列为名词的“水”、“雹”、“露”、“雨”、“雷”、“风”等，文字构型实际上分不出本是名词还是动词。 至于初始“语法组合”观，它与“词源”语源观是相生相伴的，只要在语源观上持“词源”语源观，在初始语法观上必然持初始“语法组合”观，必然认为词与词的首次组合即语法结构的产生。而只要批倒了作为一切语言观基石的“词源”语源观，初始“语法组合”观也就会不攻自破。 语源观是一般语言观的基石，如果一般语言观不能得到语源观的支撑，再深刻、再正确的一般语言观最终也难以确立。索绪尔敏锐地批判了建立在它之上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并走在时代前面，提出了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合理地阐释了符号价值系统产生的方式。但因未能发现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之下隐蔽极深的“词源”语源观基石，造成了自己的理论危机，最终危及到符号价值系统观的确立。 我们认为，索绪尔理论的致命弱点是语言理论发展的必经过程，虽然索绪尔未能发现和批判“词源”语源观，但他光辉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却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的语言产生观也极富启发性。正是他的不足，使我们明确了必须批判“词源”语源观，提出并建构能够为语言符号价值系统观奠基的新的语源观，以完成索绪尔没有完成的革命。为此，我们提出了解决索绪尔理论危机的方案：浑沌语言学理论。浑沌语言学认为：语言的的初始样态不是词，而是浑沌语。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从浑沌到分化。 （二）语言实际的解释需要 提出语源观与语言观统一的浑沌语言学理论，既是寻求解决现代语言学深刻理论危机的结果，也是寻求解释古今汉语以及其他语言无法解释的重重疑团的结果。 语言学史上有许多令人困惑的难解之谜，为什么越是古老或越是封闭的语言的“词”越是各种“要素”复杂难以分析为某一概念？为什么上古语音普遍存在所谓“通转”？为什么联绵词与单音词普遍有对应关系（孔-窟窿）？对语言学史上的难题，浑沌语言学的浑沌-分化观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例如甲骨文“亯”字的功能，不仅是后世“享”、“亨”、“烹”（“亯”的分化）三字的全部功能之合，而且超出三者之合。语音也由“亯”一个字音，分化为“享”（古：许两切；今：xiăng）、“亨”（古：许庚切；今：hēng）、“烹”（古：暜庚切；今：pēng）三个字音。[32]此例十分典型地集中反映出语言的形（这里指文字）、音（声、韵、调）、义三方面的浑沌与分化关系。而时代越晚，汉语字词的用法（语义、语法）往往越单纯，“亯”的分化字“享”、“亨”、“烹”，出现的先后与用法的关系是：越晚出现者用法越单纯。对比《汉语大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相同字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不仅汉语是这样，其他语言也同样如此，上述拉丁词“看起来像是一个词，实际是个句子”就是一例。今天非洲与美洲原始部落语言也存在这种情况，所谓多式综合语（印第安语）正是词句一体的浑沌程度还很高的浑沌语的活化石。 语言的浑沌性与分化性同样是今天语言的重要性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强烈余震期间，每当强烈余震发生时，随处可听见各种浑沌语，例如：震了！来了！摇了！扭了！哦（非成都话四声中任何一调，而是去声调（213）和阳平调（21）的组合成的双曲折调，调值为：2131）妈！屏幕！这些被称作“独词句”的表达形式都表达丰富的情意，如：高度紧张；对危险程度的判断；对亲人、同事、朋友、老师同学安危的极度担心；呼叫赶紧逃离危险，以及面对危险时四川人的那种调侃态度。这些被称作祈使句的浑沌语，不仅表达祈使，也包含对危险和自己心情以及态度的描述，它们语意情感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沪方言“不响”一词，含义极为丰富，根据语境可表达某人装糊涂，尴尬，不悦，撒胡赖，忍耐，逃避，高高挂起，道貌岸然等等各种语意[33]，这种根据语境溢出的语意很难在词典中一一标注，因为语境千变万化，它浑沌丰富的语意也随之变化万千的展开。 （三）浑沌语言学的建构原则 现代语言学的危机是新的语言符号价值系统观与旧的“词源”语源观的根本矛盾导致的，浑沌语言学的任务是：建立能够为符号价值系统观奠基的崭新语源观，发展符号价值系统理论。为此，必须遵循如下一个总原则和四个次原则： 1、一个总原则： 新的语源观与语言观必须统一，即语源观能够支撑语言符号价值系统观。亦即是：这个理论的语源观必须提供语言一产生就是符号价值系统的合理解释，以与符号价值系统观这个一般语言观完全统一。 2、四个次原则： 第一，新的语源观必须完全符合符号价值系统观，即语言的初始样态必须同时与语言的原始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语音系统的出现有内在必然联系。 第二，新的语言发展观能够合理解释：语言初始样态的发展即是语言的原始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语音系统构成的纯粹的价值系统。 第三，必须符合古今中外语言事实。 第四，必须得到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四）浑沌语言学的基本观念 1、浑沌语言学理论的构成 浑沌语言学由浑沌语源学（发生学）和浑沌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两个互相联系的理论组成。核心是“浑沌-分化”论，浑沌语源学是发生学的“浑沌-分化”理论，浑沌语言学是普通语言学的“浑沌-分化”理论 2、浑沌语言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1）浑沌语源观（发生学） 浑沌语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初始样态是原始浑沌语，语言起于原始浑沌语的分化。 “原始浑沌语”的含义： “原始浑沌语”是浑沌语言学关于人类语言初始状态的语源学观点。“原始浑沌语”是一种离不开当下语境的、前结构性、前层级性语言，是认知、情感浑然一体的语音浑沌的“浑语”，即词（概念）尚未从背景（语境）、事情（语句）、情感浑然一体中分解出来，尚无词/句、指称/陈述、语言/语用之分，起于咽喉部的语音受制于发音器官的极不灵活因而声韵（辅音、元音）尚未分化，更谈不上辅音系统与元音系统。 （2）浑沌语言观（普通语言学） 语言的浑沌性不仅是“原始浑沌语”的问题，也是语言的一般性质，今天已经充分分化的语言仍然具有浑沌性，并且仍然是语言进一步分化的基础。 3、浑沌语言理论的核心观点 （1）浑沌与分化是浑沌语言学理论的一对核心概念，也是浑沌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浑沌-分化”这对概念，前者是语言性质观，后者是发展方式观。浑沌语言学理论认为，“浑沌”是语言的基本性质，不仅产生之初的语言具有浑沌性，今天的语言同样具有浑沌性。“分化”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式。 （2）“分化方式观”含义 “分化方式观”有三层含义： 第一，语言符号的具有分析性的结构体系，是从一种前分析性的初始浑沌语分化而来的，并逐步形成了复杂的语言符号体系。分化涉及语言的各个方面，语言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结构系统等，最初都来自浑沌语的分化。 第二，“分化方式观”不仅是一个关于语言起源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普通语言学概念，即分化是始终与语言的发展相伴随的过程。 第三，分化是语言系统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即“分化”不仅是语言系统产生、形成之初的基本方式，也是今天语言发展的重要方式。“很青春”、“很阳光”一类用法的出现和扩展，即是当代汉语词汇功能正经历着分化的表现。 （3）“浑沌”与“分化”的相对性 浑沌和分化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浑沌是分化的前提，如果语言的分化一直在进行，分化的母体相对于分化体而言总是相对浑沌的。通过对上古汉语的研究我们将看到，不少被我们视为表示指称（名词）或陈述（谓词）或修饰（形容词）的词，实际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而是指称、陈述甚至更多表述功能浑然一体。它们之所以被我们视为某类词，或者是由于特定语境的限制，或者是我们以今律古所致。不仅古汉语具有浑沌性和分化性，今天的汉语同样具有浑沌性和分化性。今天表示指称的“阳光”分化出表示性质的“阳光般积极、乐观、充满朝气、清纯”一类意义是分化，而分化的母体相对于它的分化体就具有浑沌性。 （4）“分化”观与“组合”观的关系 在分化与组合的关系问题上，浑沌语言学认为，组合以浑沌语的分化为前提，没有原始浑沌语的分化，就没有语言的词汇、语法、语音单位，就谈不上语言单位的组合。 （五）浑沌-分化观与价值系统观 1、浑沌语源观与纯粹价值系统观 虽然索绪尔阐述语言的产生与纯粹价值系统的关系时，针对分类命名集的孤立产生方式观，只讨论了符号的能指、所指的系统产生问题，只涉及到词汇系统的产生问题，并未涉及语音系统尤其未涉及语法系统的产生问题。但根据索绪尔“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观点，语言符号价值系统的产生必须同时也是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的产生。浑沌语源学认为，原始浑沌语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在当下语境中起着类似于今天所谓的“独词句”那样的多重作用，原始人虽然可以发出各种声音，但还处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所指“模糊不清”的状态。 随着原始人认知的发展和语境（生存环境）的改变，原始浑沌语开始分化。原始浑沌语的分化，不仅是一个原始词汇系统的产生问题，同时也是语法系统的产生和语音系统的产生。因为浑沌语的分化，必然使词汇系统、语法结构系统、语音系统三个子系统同时产生，三者不可分割，成为互相规定的纯粹的符号价值系统。 这种浑沌分化观，即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的思想，又纠正了他的“词源”语源观的错误。还超出他所论述的词汇系统的产生问题，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思想，从语言产生这个根本问题上，提出了能够圆满合理解释语音、词汇、语法各子系统何以是互相规定的“纯粹的价值系统”的方案。 2、浑沌-分化观与建构原则 按照这种发生学的原始浑沌-分化观，语言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价值系统，并且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是符号价值系统。因而这种语源观符合我们确立的总原则，可以支撑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这种语源观也符合我们确立的第一、第二次原则，合理解释了语言何以是纯粹价值系统的原因：由原始浑沌语的分化而产生的语言系统，不仅词汇、语法、语音子系统由语言所规定，相对于语言系统是消极要素，而且原始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语音系统内的要素（那怕只有一对）也是被系统所规定的消极要素，完全符合索绪尔的纯粹价值系统思想。我们将证明：浑沌语言学理论也符合第三、第四次次原则，不仅与古今中外语言实际相符，也能得到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尤其解决了“词源”语源观与人类学、心理学研究成果相违背的问题，还与动物学的研究成果互相衔接。 浑沌语言学理论的建构，是一个系统论证工程。这个工程浩大，除理论论证（含哲学）外，还必须有扎实的实证，从古汉语的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的系统论证，从现代汉语活生生的语言论证，从其它语言的古代语言和今天语言的论证，从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的论证等等，这些工作已经展开。 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思想无疑是划时代的。虽然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因缺乏语源观的支撑存在致命的缺陷，但是没有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就不可能发现“词源”语源观预设，也就没有浑沌语言学理论的提出。可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开启了对轴心期语言学观念的全面反思，而浑沌语言学理论的提出，是对轴心期语言学观念全面反思的必然结果。 注释 [1] 索绪尔：《普通语用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0页。 [2] “轴心期”指古代“中国、印度和西方”确立一整套基本观念的时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参见（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 肖娅曼、黄玉顺：《语源观的词预设——西方语言学中的“阿喀琉斯之踵”》，《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4] 这里不讨论语言神授观。 [5]（法）安托尼·阿尔诺、克洛德·朗斯诺：《普遍唯理语法》，张学斌译，姚小平校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6]18世纪的孔狄亚克、卢梭、赫尔德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同一起源，二者相互依存、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赫尔德还以《论语言的起源》获1769年普鲁士科学院征文奖。（英）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151页。 [7] 索绪尔：《普通语用学教程》，第118页。 [8]《庄子》：王先谦《庄子集解》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8页。 [10] 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984年版。皮亚杰对结构主义的阐释（整体性、转换性、自身调节性）被公认为具有权威性，第2页。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组成”或“联盟”观，《结构主义》中多处阐述，例如：第4-5、9、20页。 [11] 肖娅曼、黄玉顺：《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 21世纪的语言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3页。 [13] 关于对索绪尔这一思想的理解，参肖娅曼《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统——纪念〈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9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4]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5页。 [15] 皮亚杰：《结构主义》，第8页。 [1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7页。 [1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7页。 [1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7-158页。 [19] 肖娅曼：《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统——纪念<</SPAN>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9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0] 转引自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扉页，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21] 肖娅曼：《一种理性主义对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批判——索绪尔关于语言的“价值系统”观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7页。 [23] 肖娅曼：《完成索绪尔未完成的革命——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4] 关于“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只看索绪尔“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inpraesentia)：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inabsentia)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71页）一段话确有容易误解之处，但《教程》前前后后反复强调它们的价值关系，正是为避免孤立的看待这两种关系。 [2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70页。 [26] 肖娅曼、黄玉顺：《语源观的词预设——西方语言学中的“阿喀琉斯之踵”》，《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7]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 [28]（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14页。 [29] MalinowskiBronislaw.The Problem of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to C.K.Ogden andI.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s). London:Kegan Paulpress,1923.P. 313、296. [30]1955年，英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在哈佛大学作了题为《论言有所为》（Howto Do Things with Words），首次提出并论证了“言有所为”。“言语行为”作为一个名词为塞尔首次提出的。（英）约翰·兰肖·奥斯汀：《论言有所为》，许国璋译，载《语言学译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美）约翰·塞尔：《什么是言语行为》，载《语言哲学》，马蒂尼奇编，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31]（法）安托尼·阿尔诺、克洛德·朗斯诺：《普遍唯理语法》，第100页。 [32] 肖娅曼：《上古“亯”的浑沌性与分化性——浑沌语言学的一个古汉语例证》，《汉语史研究集刊》（十五），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 [33] 金宇澄：《繁花》中“不响”一词出现近千次，《收获》长篇专号，2012年秋冬卷。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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