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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弋桓 肖娅曼 发表《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摘 要：叶斯柏森在《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中，通过追溯语言历史的方法，在分析原始语言结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起源于追求娱乐和爱情的唱歌。这种声音的混合物最开始仅仅是情感表达的叫喊，后来转变成专有名词，声音与意义相结合，而通过“隐喻性转移”，这种表达能够用于其他场合而使语言得以继续发展。时至今日，叶氏的理论仍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叶斯柏森；语言的起源；唱歌；转变；隐喻性转移 奥托·叶斯柏森（OttoJespersen，1860-1943）是丹麦著名语言学家，主要从事英语语法和语言理论的研究，对普通语言学和语法学有重大的贡献。百年来，他的一系列著作一直被视为语言科学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拉波夫（W.Labov）在评价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语言学伟人时就说：“索绪尔被认为是本世纪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梅耶是历史语言学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叶斯柏森是其著作在当代被最用心去阅读、最注意去引用的语言学家。”[1]对这样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了解其语言思想的全貌很有必要，例如叶斯柏森对语言起源的问题就有着浓厚的兴趣，恩斯特·卡西尔（EnstCassirer）曾说过：“奥托·叶斯柏森或许是对语言起源这个古老的问题仍保留着强烈兴趣的最后一位现代语言学家。”[2]叶氏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主要见于他在1922年出版的《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一书，其中第四编“语言的发展”下专辟一章“语言的起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3]与全书相比，该章虽篇幅不大，但内容相当丰富，共分十六小节，包括：引言、前人的理论、研究方法、语音、语法、语言单位、不规则现象、原始部落、语言发展的规律、词汇、诗歌和散文、富于情感的歌曲、原始唱歌、接近语言、最早的句子、结语。 语言起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关注。鉴于叶斯柏森本人在语言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加上《语言论》一书目前尚无中文译本，也无人对叶氏论语言起源的观点进行介绍，基于此，本文尝试系统介绍叶氏论语言起源的观点。 一、研究语言起源的方法 早在叶斯柏森之前，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假说，1770年，德国学者赫尔德（J.G.Herder）更是凭《论语言的起源》一文获得了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奖，他认为语言来源于人的心智，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持人类本源说。[4]与之不同，在叶斯柏森看来，要解决语言的起源问题，关键是要解决语言系统的两个部分，即“声音与意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由此他在《语言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声音与意义的结合过程。他首先评价前人提出的摹声说、感叹说、叮当说和哟嘿嗬说，认为除叮当说不正确外（它的提出者自己都放弃了这一假说），其他几种假说“能解释部分语言的起源，但仅仅是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语言的主体还未曾触及到”，“它们只关注到人类个体，没有考虑到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手段”，语言是社会现象。他分析说，摹声说、感叹说和哟嘿嗬说都假设“在语言出现之前，人是不能说话或缄默的，这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解释不通”，因为“人的发音器官只有在使用中才会越来越灵活，不会因为一次使用就已完善”。[5]既然这些假说都不能解释清楚语言的起源问题，叶氏认为应该另寻出路，事实上，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更有可能成功的方法。 在讲这个方法之前，叶氏先评价了一般用来研究语言起源的两种方法，一是研究儿童语言的习得，二是研究原始部落的语言。他指出研究语言起源之所以采用这两种方法，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根据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个体的发展与种系的发展是相吻合的，包括人在内的动物胚胎发育史，重演了整个动物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研究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可能会发现人类创造语言的过程；而原始部落的语言研究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原始部落的语言应该最接近原始语言。但在叶氏看来，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不足：儿童学习语言，学的是声音与意义已经结合起来的语言，他们面临的是有组织的语言系统，与原始语言情况不一样；即便是最落后的部落，其语言的演化也已经历了多个世纪，因此他们的语言并不同于原始语言，不过原始部落的语言倒是可以用来证实对原始语言的某些猜测。叶氏认为，研究语言起源最有成效的方法，是从语言的历史这一已知事实出发，他说：“我推荐并一直采纳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将我们现代的语言追溯到历史及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允许的限度”，“如果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最终回到初始的发声阶段，这些发声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而只是某种先于语言的东西——问题就已经得到了解决。”因为从初始的发声到有意义的声音，“这种转变（transformation）是可以理解的”。[6]可见，在叶氏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中，“转变”这一概念十分关键，但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弄清楚该问题至关重要。叶氏先是试图拟构原始语言结构的面貌，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来推测原始语言的特点。在这过程中，他总是借助那些古老的语言来证实他的推测。 二、原始语言的特点 在《语言论》一书里，叶氏主要从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讨论了原始语言的特点。 在语音方面，叶氏认为“原始语言通常包含各种各样难发的音”，他举例说如今多数语言都没有的吸气音，在原始语言中却广泛地使用，这一点南非某些语言可作为旁证；而在梵语、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等语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声调和音高重音，现在“不再突出”，甚至在“逐渐地消失”，“这一点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从这些例子可以反证出原始语言多半有复杂的声调系统。他说：“众所周知，声调的高低起伏是受强烈情感变化的影响造成，继而又会影响到句子的抑扬顿挫。”在叶氏看来，原始语言的语调变化也十分频繁，“原始人说话比现代人说话更富有感情，更像是音乐或歌曲”。他认为这一点同样可以得到今天语言情况的支持，比如到过欧洲的旅行者都对那里不同部落所使用的语言印象深刻，认为他们讲话类似于唱歌，在日常交流中，音乐化的程度很高。叶氏推测说：“曾经有一个时期，说话就是唱歌，或者说这两种行为还未分化开来。”跟一般认为语言开始于单音节词根的观点完全相反，叶氏认为人类语音是沿着由繁到简的道路发展的，“像梵文、古波斯语等语言里都存在着大量冗长的多音节，时间越靠前，多音节越常见”，语音“从多音节向单音节发展”。由此叶氏总结出原始语言在语音上的三个特点：“音节冗长、语音难发、是唱出来而非说出来的。”[7] 在语法方面，叶氏认为“原始语言比现代语言形式更丰富”，因为不管是动词还是名词自身都带有一些修饰语，即一个词由多种成分综合在一起构成，而后来的语言则将这些成分分解出来，用独立的形式来表达。他举了拉丁语“cantavisset”一词来做说明，该词最初包含六种意思：（1）唱歌；（2）过去完成时；（3）虚拟语气；（4）主动语态；（5）第三人称；（6）单数，后来的语言则倾向于使用单独的形式来表达某些意思。也就是说，动词所具有的人称、数、时态、语气等语法范畴要借助于它本身之外的其他形式来表达，这也反证了原始语言的音节为何冗长，因为一个词并不像今天的词一样单纯，而是包含了多种成分，故而显得冗长。但是叶氏提醒说，不能从“综合”这一术语的词源义composition或puttingtogether得出结论，认为指的是“原本独立的成分组合在一起”，并由此认为“分析先于综合”，因为“今天看来能分析或分解的成分，在早期都是无法分析、不能分解的”，这些成分紧紧粘在一起，是一个整体。语言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的，即“从密切相连的、不规则的聚合体向自由的、规则的、可组合的独立成分发展。”既然原始语言是综合型的，词大多由多音节组成，词义也比较复杂，叶氏推断那时词与句之间的界线并非今天这样严格限定，有时一个词就是一个句子，他认为之前提到的拉丁语“cantavisset”就是词句不分（asentence-word），而且这种情况仍保留在爱斯基摩语和北美洲某些语言里。此外，原始语言存在大量不规则、例外、歧义等现象，叶氏认为这与原始人的心理特点有关，他评价说我们的祖先不能表达清楚看似平常的观点，他们的心智还未系统化，语言没有逻辑性。[8]总之，原始人的思维必定不如今天人类思维的精细。但叶氏批评了那种认为原始语言十分简单的观点，他指出原始语言非常繁杂、严密，这一点可以从原始部落的语言得到证实。 在词汇方面，叶氏认为原始语言的词汇量比较丰富，原因有二：一是原始人只关心他们感兴趣的方面，原始语言的词都表达具体和特殊的事物，每个事物就要用至少一个词来表示，词汇量无疑会大大增加。也正是因为词最初表达的都是初级概念，因此最初的语言没有类名，叶氏举例说如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语言中有表示“树胶树”、“合金欢树”的词，却没有一个词来表示“树”这一概念。另一个原因是受迷信影响，叶氏认为出于迷信，原始人避免在一些场合如战争中、捕鱼时或在某些宗教节日上使用某些词，他们认为语言存在禁忌，如果没能遵守相关规则，会惹怒神灵或是恶魔。因此，在许多场合，他们都用两个或更多的词来表达同一个事物，而后来的人只保留了其中一种说法。因为原始词汇表达的是具体、有形的概念，所以它们“更能引起人的联想，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更具有诗的特性”。但叶氏也指出，原始词汇虽然较为丰富，但基本词汇很贫乏，不足以囊括需要表达的所有事物，因此隐喻就显得格外重要。原始人以比喻的方式来使用词或短语，用诗性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些都可以由某些部落语言存在大量的比喻和各种各样象征性的短语以及讽喻式的表达来得到证实。他进一步发挥说，正如在文学中诗先于散文一样，诗的语言也先于散文的语言。[9]按照叶氏的观点来理解，语言并非植根于生活的散文性，而是植根于生活的诗性。 这样，通过追溯语言历史的方法，叶氏拟构出了原始语言的特点：词汇具体形象，语音复杂，富于音乐性，词句不分，表达的思想内容较为贫乏。 三、语言起源于唱歌 拟构出原始语言的特点后，叶氏据此展开了他关于语言起源的论述。他分析说，原始人并非如摹声说或感叹说假设的那般沉默寡言，相反，他们总是喋喋不休，但并不特别在意说出的词的意思。这好比在今天，母亲总是喜欢对着她的孩子说话，她不会斟酌自己的用词，不关心词的含义，也不担心孩子是否能听懂。叶氏认为原始语言跟婴儿刚开始学说话时没有间断的哼唱和低声吟唱有相似之处，这种简单的曲调本身可能使吟唱者感到高兴，它只是一种消遣方式，还“未曾与思想联系起来”，“语言的起源与娱乐有关，发音器官也在这种闲暇时候的歌唱中首先得到了锻炼”。由于原始语言缺少表达抽象概念的词语，“若要将其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它显得复杂难懂、效率低下”，但叶氏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思想不是原始语言“最渴望表达的”，“情感和本能才更为原始也更加强大”。在叶氏看来，能够触发语言产生的最强大的情感绝不是饥渴，饥渴之类“只代表了个人感受和为了生存需要付出努力，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需求只能够产生单音节的感叹词、痛苦的叫喊、满意或不满意的咕哝声”，它们都“不能再进一步往前发展”。[10] 到底是什么触发了语言的产生呢？叶氏说应当从诗性的生活中去找答案，他断定语言刚开始不是严肃的，而是跟快乐的游戏和热闹的狂欢有关。他认为最强烈的情感因素中爱情无疑排在第一位，正是爱情激起了唱歌，而唱歌又促成了语言的产生。在原始社会，女性通过嬉笑来吸引男性的注意，男性则通过唱歌跳舞来吸引女性的注意，语言就产生于人互相求爱的过程中。当然，叶氏也指出爱情不是激发唱歌的唯一情感，任何一种让人激动的情感都有相同的效果，比如战争胜利或狩猎成功，感叹祖先的丰功伟绩，甚至是看到一只胖狗。照他的描述，唱歌是为情感释放提供了一个出口。综合叶氏的观点，在他看来，语言起源于追求娱乐或爱情的唱歌，这种唱歌“多数是即兴发挥”，只是受到情感的刺激，“几乎都是些没有意义的音节”，因此“歌曲最开始表达的内容既不深奥也谈不上明智”。叶氏还引述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这一推论，如路易丝·庞德（LouisePound）认为对美洲印第安人而言，音乐最重要，歌词可有可无，如果歌曲中出现了歌词，也极少用来叙事。鲍阿斯（F.Boas）也说，“即便初期的叙事诗已了无踪迹，抒情诗总是存在的，它可能由无意义的音节构成，或者大部分由这种音节构成，偶然点缀着一些表达某种观念或感觉的词，它们能激起情感的表达，诸如与战争相关的事迹、宗教情感、爱情，甚至是对大自然的赞美等。”[11]为了增强说服力，叶氏还用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毛利人、非裔黑人以及其他部落歌曲的情况作为佐证。 目前为止，叶氏虽然论述了语言起源于唱歌，但只是涉及到语言的声音部分，正如叶氏所说,“远在人们能够说出他们的思想之前，他们唱出他们的感情。当然，我们不能想象那种‘唱歌’指的完全是现代音乐大厅里举行的歌咏。当我们说语言起源于唱歌时，我们的意思仅仅是说我们相对单调的口头语言和我们高度发达的嗓音音乐都来自于初始发声的分化，这种发声具有更多音乐成分、更少言语成分，如同鸟儿的鸣叫、动物的咆哮声和婴儿的哭泣声和咿呀声，这种发声是感叹性的，不是交际性的”“我们的祖先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声音可以用来与他人交流观点或感情，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受自然触动而引发的唱歌，为能够表达最细微思想的语言的产生铺平了道路”。简言之，在叶氏看来，语言的两个部分，即声音与意义此时还未结合起来。他还提醒说，尽管现在认为语言的目的是用来交流思想，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一直是这样，人的发声最开始只是为了锻炼口腔和喉头的肌肉，为了自娱和娱乐他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发声的目的已经全然改变，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2] 四、声音与意义相结合 作为语言的两个组成部分，声音与意义自然缺一不可，叶氏对此也有相关的说明，他说：“当交际的性质超过感叹的性质时，当发出声音的目的在于‘告诉’同伴某些信息，就像母鸟警告幼鸟有危险逼近时，我们才第一次接近语言本身。”[13]但让人困惑的是：声音与意义是如何结合起来的？原本一堆无意义的声音混合物是怎么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的？ 叶氏指出拟声词和感叹词的音义结合非常简单，音与义直接对应，“但语言的大部分并非如此”，“声音与意义是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相结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易理解，他举了“grog”一词来做说明。18世纪英国著名的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AdmiralVernon）总是穿一件粗松斜纹布（grogram）的外套，士兵们于是给他取了个绰号叫“OldGrog”。当时朗姆酒是英国海军的配给品，但因为这种酒的酒精含量高，为了避免将士们喝醉，在1740年弗农上将下令用掺了水的朗姆酒来代替纯朗姆酒，将士们于是把这种掺水烈酒以弗农上将的绰号“OldGrog”命名为“grog”，“grog”一词从人名变成了酒名。[14]在叶氏看来，语言本身极其复杂，它跟人类其他的发明一样，需要不断地探索，不能通过一条直线径直达到目的。接下来，叶氏开始论证他的探索过程。 叶氏先从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仔细研究最早词的含义，也许能够找到音义结合的蛛丝马迹。原始词汇表达具体、特殊的事物，那么，哪些词的意思最具体、最特殊呢？叶氏认为，“毫无疑问当然是专有名词（propernames）”，他指出，表现专有名词的声音看似单调，但有规律性，“一串特定的声音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旋律重复出现”。[15]声音重复其意义不容忽视，正如后来有学者指出，“重复出现的声音表明了被重复的内容是重要的，重复是原始人类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采取的音乐手段。”[16]叶氏说，可以假设这样的情况：原始时期，有一位年轻人习惯用“hey”、“ho”或“heynonino”来称呼他的爱人，他的伙伴和竞争对手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时会模仿和重复他对爱人的称呼“hey-and-a-ho-and-a-hey-nonino”来开他的玩笑。一旦这种说法被当作是瓦格纳（WilhelmRichardWagner）所认为的一个人的“leitmotiv”[17]时，它很快就会成为那个年轻人的绰号，或用作告知别人他出现的信号。通过这样的联系，本来无意义的声音“转变”成指人的专有名词，这样，叶氏就在声音中加入了语义要素。叶氏还说，“一旦有了专有名词，普通名词（commonnames）也会随之产生”。他同时指出，通过隐喻这一手段，指人的专有名词可指人的性格特征，比如说一个人是凯撒（Caesar），其实是说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和古罗马的凯撒大帝一样强大、勇敢；指人的专有名词还可用来指工具或其他物体，这时多数表一种昵称，像在盗贼的俚语里，就用人名Betty或Jemmy来指称撬门用的铁杆或短铁撬。[18] 接着，叶氏再次论及词与句的关系。由于语言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原始语言词句不分，叶氏断定“语言最开始是以句子的形式而不是以词的形式出现的”；他还区分了两种情况，认为尽管在今天，一个词似乎也可以译成一个句子，但词与句是两个概念，与早期情况不同。如tut（啧啧声）一词，可以用“thatis apity”（表示同情）这个句子来解释它，但tut本身是词，并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句子。[19] 在叶氏看来，声音与意义的结合还得从句子的角度出发，弄清楚原本无意义的、句子一样的声音混合物是如何与意义联系起来的。叶氏做出了他的解释：“如果一群人一起目睹了某一事件，并即兴创造了一首歌，这首歌就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了，之后人们再听到这首歌，就会唤起对该事件的回忆。”他举例说，在原始社会，假设某一个可怕的敌人被打败并被杀死，人们围着他的尸体跳舞，高呼胜利，喊出像是“Tarara-boom-de-ay！”的声音，这种声音配合着一定的旋律唱出来，轻易就能成为那个特定事件的专有名称，它大致可以翻译成“河那边那个可怕的敌人被杀死了，”或“我们杀死了河那边那个可怕的敌人，”或“你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杀死了那个敌人吗？”等等。[20]叶氏认为这种赞歌还可能成为那个杀死敌人的英雄的专有名称，而通过“隐喻性的转移”（metaphoricaltransference），语言还能把这种表达应用到相似的场合而继续发展，如可能表达这样的意思：“那个部落还有另一个人，让我们像杀死之前那人一样地杀死他！”甚至是把几种表达混合起来使用。叶氏由此总结说，原始的表达“刚开始都是些不能分解的冗长杂乱的讲述，表达含糊不清的意思，然后慢慢演变为像是词和词的组合体，能够分析也能和别的成分结合。”[21] 叶氏将原始人把意义附加于杂乱无章的音节上这一行为等同于儿童把意义附加于他们听到的单词上，认为当时具体的情境给他们的理解提供了帮助。他说：“如果某位祖先在某一场合偶然发出一串声音，他注意到周围的人听到后都很赞赏地做出了某种回应，他就会选定这串声音，在另一些相似的场合中再次使用，这样，这串声音就会在大家的头脑中慢慢变得约定俗成。”他认为在这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逐步清除掉声音中没用的成分，并不断加以改进，最后终于得到了虽不能堪称完美，但却不可思议的交流工具——语言。叶氏还比较了原始语言与今天语言在情感方面的异同，“今天的语言大部分是理智的，原始语言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情感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被抑制了，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完全消逝，它仍保留在那些激昂的、有感染力的讲话和诗歌般的措辞中。语言终究是一门艺术，而且是最好的艺术。”[22] 最后，叶氏对语言的起源做了总结：语言开始于描述个人或孤立事件的那种半音乐化，[23]且不能进行分析的表达式。语言由复杂难懂、不能充分表达思想的词或类似句子的成分构成并由此演化而来。从一开始，语言就在向前发展，虽然是缓慢的、间断性的，但却是朝着越来越清晰、规则和简单发展。尽管距离理想化的语言仍有距离，但我们都应该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24] 五、评价及影响 叶斯柏森关于语言起源之起因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如俞敏与施向东两位先生的评价：“在语言起源问题上，他仅仅从梵语和古希腊语使用乐调重音这一点就轻率地得出语言起源于唱歌的结论，这是缺少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的。最早的梵语文献黎俱吠陀（Rigveda）也不过距今五千年，而人类有语言的历史则漫长得多。日尔曼族语言本来不用乐调重音，可是有些丹麦方言也已经发展出音节调子来了。藏文所反映的古代藏语是没有声调的，但是现代藏语也有了声调。谁能担保印欧语的乐调重音不是后起的呢？”[25]高名凯先生也认为这一观点过于理想化，因为原始人在大自然威力的压迫下，显然不能清闲地追求娱乐。与鸟兽一样，追求爱情也只是本能的活动，不足于产生语言。[26] 关于叶斯柏森对唱歌（声音）与意义是如何结合的论述，一般少有人提到（可能也跟《语言论》一书没有中文译本有关），在叶氏的理论中，“隐喻性转移”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点也有学者提出意见，恩斯特·卡西尔（EnstCassirer）就说：“这种转移意味着，之前只是作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叫喊在执行一个全新的任务，即人们把它们作为表达确定意义的符号而使用。……叶斯柏森认为，语言是在‘沟通的需求大于感叹的需求’时产生的。但对于这关键的一点，他的理论不仅未作说明，反而被当作前提而使用。”[27] 应该看到，作为20世纪唯一一位系统论述语言起源的语言学家，叶氏不附庸别人的观点，他尽力从语言的历史入手来探索原始语言的面貌，对语言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这种不盲从的学术精神是令人敬仰的。尽管也有别的学者或多或少提到过语言起源与音乐、唱歌的关系，如达尔文所言“原始语言是音乐性的”，[28]但都没能像叶氏这样仔细论述声音与意义的结合过程，因而都不如叶氏的理论深刻、有吸引力。Fitch就认为叶斯柏森对达尔文“音乐性原始语言”（musicalprotolanguage）模式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在其中“增加了关于意义起源的可信解释”，Fitch还评价说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对歌唱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共同点做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即二者都是运用声道和听觉通道生成了几代人获悉并共享的复杂的、层级性的结构化信号”。过去十几年来神经研究方面的数据也证实了音乐与语言有着部分相同的神经基础。[29] 叶氏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虽与现代建立在科学认知基础来解释语言起源的研究不同，但仍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理论仍有学者在研究，如FrankLivingstone，Steven Mithen和StevenBrown。[30]正是受语言与音乐之间关系的启发，比利时人瓦尼苏特（MarioVaneechoutte）和英国人斯戈伊思（JohnR.Skoyles）在1998年提出了“音乐习得机制”（MAD），成为继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D）之后试图解释人类怎样获得语言的又一大胆假设。该假设认为人类获得语言时所需的内在基础是先有MAD，才有LAD。人类先学会唱歌，经过漫长的进化后，逐步获得一种能够唱歌的能力，并在偶然的基因突变中成为可遗传性状，后来的人就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进化出复杂的说话能力来，即MAD与LAD整合为一体。认为语言源于唱歌，源于MAD，正好能说明为什么人类的发音只集中在几十个音位上。[31]另外，叶氏提及的隐喻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近年来，作为一种认知活动，隐喻研究成为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教育学等领域研究的中心议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32] 我们认为，叶斯柏森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宏观上来讲，语源观是一般语言观的基石，[33]叶氏对原始语言状态的描述比之其他学者的观点来，更符合语言的实际。肖娅曼揭示了现代语言学深刻的理论危机（自古以来的“词源”语源观与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观之间的深刻矛盾），指出“词源”语源观这个迄今为止的唯一语源观是一个未经任何论证的错误预设，[34]并提出了与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观一致的浑沌语源观。浑沌语源观认为，语言的初始样态不是词，而是浑沌语，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不是由简单而复杂，而是由浑沌而分化。[35]叶氏认为原始语言“词句不分”，音意复杂，是“无法分析、不能分解”的“整体”的观点，[36]与浑沌语源观认为语言的初始样态为行事、认知、情感浑然一体的前结构性“浑语”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叶氏关于语言产生的语音、语法沿着由繁到简道路发展的观点，与浑沌语言学的语言系统形成发展的浑沌-分化说也有一致之处。而叶斯柏森的这些观点，是他关于语言起源最具真知灼见的观点。 （谨此对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及热忱提供英文参考文献致以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 [1]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李琛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3]Otto Jespersen,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Origi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LTD,1922.本文所介绍叶斯柏森观点均来自本书。这里涉及的语言起源，指的是人类一般语言活动的起源问题，而不是指某种具体语言的起源问题。 [4]参见裴文：《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和现代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 [5]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13,416. [6]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17,418. [7]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19,420,421. [8]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21,421-422,429,425, 426. [9]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pp.429-431,431,431-432. [10]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32,433. [11]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33-434,434,435. 路易斯·庞德（1872-1958），美国语文学家、民俗学家和教育家；鲍阿斯（1858-1942），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 [12]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36,436-437, 437. [13]Otto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Origin, p. 437. [14]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38,308. [15]Otto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Origin, p. 438. [16]杨国章：《原始文化与语言》，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17]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和指挥家。leitmotiv（德），即“主导动机”的意思。最初的意思是一个主题，或其他明确定义的连贯音乐构思，在后继变化出现时仍能够保持其特定义涵，以代表或象征一个人物、物体、想法、精神状态、超自然力量或任何其他戏剧成分。参见申林：《电子音乐手段在多媒体音乐剧中的应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8]以上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38-439,439. [19]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p.439,440. [20]Tomasello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存在一层心理基础结构，语言更是完全依赖于这个基础，否则像“gavagai”这样的表达仅仅只是声音，没有任何意义。参见MichaelTomasello, Origi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8, pp.218-219. [21]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Origin, p.440. [22]本段所引述叶斯柏森观点见Otto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p.441. [23]之所以是“半音乐化”，Fitch认为叶斯柏森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所有文化中都有音乐，但多数歌曲都缺少有意义的歌词，只是些无意义的音节。二是与今天的语言相比，原始语言更具有调性（moretonal）。参见W.Tecumseh Fitch,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82-483. [24]参见Otto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and Origin, pp. 441-442. [25]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26]参见高名凯：《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9页。 [27]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李琛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28]W. Tecumseh Fitch,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474. 其他学者包括洪堡特、卢梭、黑格尔、叔本华、维特根斯坦等，参见刘安海：《语言的起源和作家的偏爱》，《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杜世洪：《关于语言源于“音乐习得机制”的哲学思考》，《外语学刊》2009年第1期。 [29]以上引述参见W. Tecumseh Fitch, The Evolution ofLanguage, pp. 484,474,477. [30]参见W. Tecumseh Fitch,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pp. 485-490. [31]参见杜世洪：《关于语言源于“音乐习得机制”的哲学思考》，《外语学刊》2009年第1期。 [32]参见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02页。 [33]参见肖娅曼、黄玉顺：《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4]参见肖娅曼、黄玉顺：《语源观的词预设》，《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5]参见肖娅曼：《“词类”是“初始概念”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浑沌语源观是肖娅曼正在建构的浑沌语言学的语源观部分，二者的关系待另文发表。 [36]叶斯柏森关于原始语言的“整体”观近年来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如AllisonWray，SimonKirby和MichaelArbib。Wray在叶氏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体性原始语言观”（holisticprotolanguage）模式；Kirby建立起一套代表原始语言的信号与语义整体映射的系统；Arbib赞成意义分析模式，认为最初时手势对应整体意义。参见W.Tecumseh Fitch,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p. 496, 501,4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