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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肖娅曼 发表：《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摘 要：“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是索绪尔超越时代的深刻思想，它是索绪尔留给今天语言学尚待发掘的丰富而深厚的理论遗产。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也隐藏深刻的理论危机。因此，21世纪的语言学面临三个任务：第一，依据索绪尔的《教程》《手稿》发掘整理出符号价值系统理论体系；第二，揭示符号价值系统理论自身的深刻危机：旧的“词源”语源观与崭新的符号价值系统观的深刻矛盾；第三，提出能为符号价值系统观奠基的新的语源观，以解决符号价值系统理论自身的深刻矛盾。这是21世纪语言学实现重大突破的契机。 关键词：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符号价值系统；语源观；纯粹价值系统 100年前，因索绪尔没讲清楚“价值（valeur）”问题，《普通语言学教程》（综合本）的编者薛施霭和巴利为“很想正确地破解这个谜” [1]却不能而苦恼，那以后“价值”问题一直被忽视。如果不能理解索绪尔“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 [2]的思想，就不能真正理解索绪尔的符号观，以及能指-所指、消极-积极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也不能真正理解索绪尔所批判的传统语言观的实质。如果说已经被理解的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那么，符号价值系统观是索绪尔超越时代的思想。然而这一思想直至今日仍没能被理解，因此，对于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挖掘，不仅成为深刻理解索绪尔的标志，也将为21世纪语言学取得重大突破提供契机。 一 西方对索绪尔的研究迄今有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巴利、薛施霭所编《教程》1916年发表后，掀起的研究索绪尔思想的浪潮，其间也引起对编者是否完全忠实于索绪尔的争议。第二次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整理研究索绪尔文献的浪潮。第三次因1996年翻修索绪尔旧宅新发现大量手稿引发。后两次索绪尔研究浪潮以文献的整理、编译为主，其中也有兼及索绪尔思想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意大利的茅羸（Tulliode Mauro）、日本的丸三圭三郎。 中国不多见的索绪尔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界和文论界。2001-2002年，有二位学者分别翻译了直接反映索绪尔第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实际的笔记本《教程》。2011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翻译出版。[3]此外，自1980年代以来，外语学界也不断有对西方索绪尔研究成果的译介，例如对意大利茅羸、日本丸三圭三郎、俄国斯留萨列娃等学者研究成果的译介。这些译著和译介反映了西方三次索绪尔研究浪潮的成果，也为国内学者研究索绪尔提供了完备的文献及材料。 笔记本《教程》是索绪尔的学生埃·孔斯坦丹尚未发表过的第三次教程的完整听课笔记，该笔记一展索绪尔最后一次授课的完整结构，也反映出索绪尔最后的成熟观点。《手稿》中包括索绪尔家人在上世纪几次发现的索绪尔手稿、普通语言学课程的备课笔记以及一些语言学词条、注释等。从《手稿》可以看到索绪尔没有或不便在课堂上讲授的语言学思想。索绪尔《教程》《手稿》的核心即符号价值系统观，然而“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思想，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未被视作索绪尔思想中最深刻、最有价值的思想，因此也就更无人发现索绪尔理论自身的深刻矛盾。 二 “价值”是在《教程》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 [4]书中还辟有《语言的价值》专章。《手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是“二元论”，它是《手稿》开首和全书的主要部分。“二元论”是索绪尔关于符号价值系统论的哲学认识论高度的研究。 对“价值系统”的理解，最肤浅的是从“整体”“局部”“差别”等角度去看待，深入一些的也把“价值系统”和“纯粹的价值系统”等同。对索绪尔研究最有见地的，是日本学者丸三圭三郎。他根据《手稿》和听课笔记等第一手材料，注意到索绪尔批判的“语言命名”观（即“分类命名集”观，nomenclature）[5]的本质是：“先有事物，然后才有符号。” [6]他还特别注意到索绪尔关于语言产生的论述：“将所指与能指联接起来的图示，并非原初的图示。”[7]但丸三未能将“原初图示”与索绪尔的“头等重要”的任意性原则联系起来，更未能将任意性原则所包含的三要素区分出来（详后），以进一步发现这段话中包含的“纯粹任意性”思想。 索绪尔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 [8]由于他英年早逝，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已形成的思想也未能充分阐明。因此，要透彻理解索绪尔，须深入研究他的全部文献，从中梳理出他思想形成及发展的脉络，并搭建起他尚未完全搭建好的语言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体系。根据对《手稿》和综合本《教程》及笔记本《教程》的研究，我们发现，他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是从认识论基础开始搭建的。索绪尔思考语言的本质，始于《手稿》中从哲学认识论高度提出的“二元论”，时间大致在1891年。而他第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在课程结尾讲授语言的价值问题时（1911年6-7月），已是20年之后。“二元论”是符号价值系统论的认识论基础，只有深刻理解“二元论”，才能真正理解符号价值系统论。 索绪尔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受到肯定最多的是他对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等一系列概念的区分以及他的结构主义思想，但这只是索绪尔理论的表层，其深层是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如果不能进入索绪尔理论的深层，就不能真正认识传统语言观，也就不能摆脱传统语言观的束缚。事实上，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观至今仍然支配着语言学的各个方面，视语言为词汇（孤立的砖石）构成的大厦，《教程》中的“联想关系”（associatifs）被当做“聚合关系”就是典型二例。而20世纪同样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索绪尔的曲解，更能说明现代语言学界对索绪尔的不了解。 “乔姆斯基革命”的对象，本是布龙菲尔德开创的美国描写结构主义。布龙菲尔德对索绪尔的肯定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二是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三是语言是层级系统。但布氏与索绪尔在以下两方面是根本对立的：其一，语言观上，布氏视语言为信号系统，即属《教程》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观，而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其二，在哲学认识论上，布氏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而索氏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布氏持语言反映论（一元论），而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两个要素“是两面的心理实体”[9]（二元论）。乔姆斯基对美国描写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中肯的，但他对索绪尔的批判却是错误的。 乔姆斯基力图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证明天赋语言观，他区分出了天赋“记忆”（语言能力）与经验获得的记忆（语言的运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但集语言学和哲学之优势而最有条件深刻理解索绪尔的乔姆斯基，却把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解为“概念和语音之间的任意结合”，认为儿童习得语言“是一个找到用什么样的标签表达先存概念的问题”，[10]而这恰恰是索绪尔坚决批判的。乔姆斯基认为索绪尔“把语言仅仅看作是各个（语言）项目（items）的系统积累”，[11]并将索绪尔与行为主义相提并论，认为索绪尔理论“没有价值”。[12]通过《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我们还看到法国语言学家罗纳对索绪尔持有与乔姆斯基相同的看法。[13]而法国是索绪尔除了祖国瑞士外唯一曾任教且长达10余年、有不少学生、首次出版索绪尔《教程》（1916年）和《手稿》（1996年）的国家。比其他人更有条件理解索绪尔的乔姆斯基和法国语言学家却未能深刻理解索绪尔，反映出索绪尔思想在20世纪的不被理解，也反映出索绪尔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以致百年后我们也难以企及。 三 现代语言学对索绪尔的不理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忽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语言本质观；二是被索绪尔所批判的传统“分类命名集”观所控制而不自知。 索绪尔一整套二元对立的概念要分两个层面，一是表层：索绪尔在这一层面的目标是将语言与言语、符号系统与非符号系统区分开来。二是深层：索绪尔在这一层面深入讨论了语言本质问题。现代语言学理解了索绪尔思想的表层，并因此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没能进入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深层。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两大对立阵营，都在寻求理论上的突破。我们认为，21世纪的语言学要想取得突破，需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进入索绪尔理论的深层，发掘、整理出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第二，在深刻认识符号价值系统理论重大价值的基础上，认识到索绪尔这一理论自身的深刻矛盾。 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深层，一言以蔽之“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围绕着它是一套没有被20世纪语言学理解的概念：价值系统、能指-所指、消极要素-积极要素、两面的心理实体、任意性原则等。这些是索绪尔已经简要阐述但未被理解的概念，还有一些是索绪尔论述中包含着，但尚未鲜明提出或形成鲜明概念的思想，如我们称之为“纯粹任意性”原则这样的概念。 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索绪尔或采用与旧语言学截然不同的术语，或改造旧有术语。“价值”术语的引进，是为了与旧的“语义”或“词义”概念划清界限，“能指-所指”术语的采用，是为了与旧的“语音”“语义”二概念划清界限。“符号”术语古已有之，索绪尔把它改造成为价值系统理论的基本单位。[14]但索绪尔所做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被20世纪的语言学理解。 《教程》编者薛施霭和巴利能够清楚意识到“价值”不是“意义”，也知道“价值”概念十分重要，只是苦于无法搞清索绪尔的“价值”思想；而现代语言学却忽略“价值”概念。现行教材把索绪尔的“符号”与“词”等同；把符号的二要素“能指”“所指”分别与词的“语音”“语义”等同，根本没有意识到两套术语背后是两种根本对立的语言观。[15]索绪尔的“符号”术语背后是他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而传统术语“词”的背后则是传统“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索绪尔符号的“能指”“所指”是自产生就被系统规定的消极要素，而传统语言学则视词的“语音”“语义”为积极要素。“消极要素”“积极要素”[16]不仅是今天语言学所理解的系统地看待与孤立地看待语言单位的问题，更是基于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在语言观上的表现。 四 “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思想未能在20世纪被理解，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索绪尔的论述太简略；二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问题，还是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因为语言观的背后必定是哲学。在《手稿》未被发现及出版前，我们无从得知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哲学认识论观点。《教程》《手稿》两部书的风格和宗旨非常不同，《教程》是索绪尔为学生开课所讲，《手稿》则记录着索绪尔自己的思想，反映着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手稿》的出版，为我们理解符号价值系统思想提供了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索绪尔关于语言的认识论基础——语言同质二元论。 索绪尔“二元论”之“二元”，是指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二要素。“二元论”是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尤其是关于所指性质的理论。关于符号所指的理论，在20世纪的分析哲学中称意义理论。语言的意义问题非常复杂，是分析哲学的中心，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给语义学下过一个简明的定义：“语义学研究指号和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17]20世纪语言学的中心是语言的形式，语义问题过去主要在词汇学里研究。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功能语法、“格”语法、认知语言学、语用学也都研究语义，但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各语言学流派对语义的看法，统统属于索绪尔所批判的异质反映论。 传统语言观是在有丰富形态变化的古希腊语的基础上形成的，索绪尔称之为“分类命名集”观。这种“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视客观事物或理念为第一性，语言为第二性，其基本单位词为积极要素。按索绪尔的阐述，持传统“分类命名集”观，必定持“积极要素”观。“积极要素”的本质特征是：将词义与客观事物（经验主义）或理念（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即视词义来自语言之外的世界，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索绪尔在《教程》中批判道：分类命名集观“假定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它会使人想到名称和事物的联系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作业”（对经验主义的批判）。[18]这实际是对传统“分类命名集”观的认识论基础的批判。[19]在《手稿》中，索绪尔更明确宣告，他要就“语言哲学家所建立的”“从哲学角度出发处理语言”的“大多数构想”进行批判，接着他从哲学认识论高度指出，传统语言观的特征是：都基于“外部给定的基础”，“首先是给定的事物”，“然后符号[20] 这实际是索绪尔从语言产生角度指出，传统语言观实际是基于这样的语言产生观：语言产生前，世界的万事万物或理念世界已经预先存在，语言是对预先存在的客观事物的反映，或是对预先存在的理念世界的表达。而这样产生的语言，其要素必然是积极的。这一语言产生观背后又隐含着特定的哲学本体观及其相应的语言产生方式观：在语言之前预先存在的万事万物自身有着天然界线，语言的产生即以既已存在的语音，去分别一一反映这些客观事物（语言学称为贴标签）。索绪尔为这种语言反映观列出了一个关系表达式：  图示1（《普通语言学手稿》，第199页） 表达式左边的几个“*”号，代表客观世界预先存在的各种事物，在传统语言观中，它们是语言的“基础”。右边的“abc”等代表语言的基本单位——各种词，尤其是名词。右边不同的词符分别代表左边不同的事物，左边的事物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右边反映它们的词汇也就是积极的。所谓“积极”意即词符只与它之外的事物联系，不受语言系统规定。从这个表达式可以直观地看到，“积极要素”观是就语言中词与词的关系来说，它们各自独立，互不规定。如就词的内部言，即视词义（内容）与词音（形式）为两种异质物的结合，而持语言要素的“异质”结合观，必定会持反映观。因此，传统语言观可以称作：积极要素异质反映观。这正是古往今来所有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所有人的语言本质观。对这种积极要素异质反映观，索绪尔说：“这正是我们一向否定的”。[21] 索绪尔没有采用“反映论”这样的哲学性术语来批判传统语言观，但他正面阐述自己的语言本质观却采用了“二元”“同一性”这样的哲学性术语。所谓“同一性”，是关于能指-所指这二元的同一、亦即二元同质的问题。根据索绪尔的阐述，符号价值系统观可以称作：消极要素二元同质观。 先看二元同质观。能指-所指二元的“同一”或同质的含义，从反面讲，是能指-所指都“外在于任何实际关系”[22] ；从正面讲，它们都属于“内在的精神领域” [23]。这个意思在《教程》中索绪尔表述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 [24] 。什么叫“两面的心理实体”？过去理解为词的内容和形式原本各自分离，它们结合后就成为了符号的两个要素。现在结合《手稿》的论述，才理解“两面的心理实体”的含义是：能指、所指均“外在于任何实际关系”，都属于“内在的精神领域”。正因如此，有着正（能指）反（所指）两面的符号，才是二元同一或二元同质的。而过去的理解，正是索绪尔所批判的传统积极要素异质反映观。 索绪尔对传统语言观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异质反映观进行批判后，建立了自己关于语言的认识论基础——二元论同质论。为了说明他的二元同质观，索绪尔也作了一个形象表达式： a–b–c 图示2（《普通语言学手稿》，第199页） 索绪尔说，语言的“真正的形象表达式是：a-b-c，外在于任何实际关系”[25]。索绪尔这里的a-b-c表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基本单位——符号，这些符号没有指向外部物质世界（图示1中那些“***”），而是互相关联、互相规定，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a-b-c们是由“两面的心理实体”即能指所指构成的。《教程》中，索绪尔把a-b-c这些符号比喻为剪开的纸张的正面和反面之间的关系，即如下图（图示3）：  图示3（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0页） 如果把图示2、3合并起来，即：  索绪尔为什么认为符号的能指-所指均与语言外世界无关，都属于“内在的精神领域”呢？这又源自索绪尔更深层次的哲学认识论观念“外在现象”“内在现象”的区分。 五 在《手稿》《教程》中，索绪尔提出了一整套二元对立的概念，语言-言语、能指-所指、共时-历时、同质-异质、消极要素-积极要素，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都是语言学概念。内在现象-外在现象却是一对哲学概念，并且不是哲学已有之概念，而是索绪尔为论述语言本质提出的一对极具哲学认识论意味的概念。 《手稿》开篇索绪尔就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内在或意识现象”和“可以直接把握的外在现象” [26]。索绪尔所谓“内在现象”“外在现象”，并非我们所说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辩证唯物主义之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这对概念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人能够客观反映它们；人能够区分客观事物与主观精神现象。传统“分类命名集”观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的。“分类命名集”观并未言明但实际有这样的词汇观：很多词是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如：天、地、人），一些词是反映人的主观世界的（如：意识、精神），这是唯物反映论在语言观上的表现，这种语言反映观是索绪尔坚决反对的。 索绪尔的“内在现象”指语言所指的全部内容，既包括我们认为直接反映客观事物的天、地、人等，也包括我们认为表达主观世界的意识、精神等。索绪尔的“外在现象”指语言外或与语言无关的客观事物。索绪尔说“外在现象”是“可以直接把握”[27]者，而所谓“可以直接把握”者，就是不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我们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事物。对于外在现象、内在现象与能指所指二元的关系，索绪尔举了空气与语词（符号）来对比着说明。他说，空气是氮氧混合体，“空气的这两个要素属于物质范畴，而语词的这两个要素却属于精神范畴，我一向认为，不仅意义而且符号都是纯粹意识的事实。”[28]（索绪尔这里的“意义”指所指，“符号”指能指。） 索绪尔曾在德国学习新语法学派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中提出一对重要的概念：“物自体”（又译“自在之物”）和“现象界”。“物自体”指不依赖于意识，不依赖于先天知性形式而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是感觉的客观来源。“现象界”指物自体刺激我们的感官产生的印象与观念。康德在思考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中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物自体。他认为，进入人的意识或被人的感官感知者，已不是所谓客观世界，而是无意识地经过人的先天范畴整理后的“现象界”。理解康德“物自体”与“现象界”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索绪尔的“内在现象”“外在现象”的区分。索绪尔的“内在现象”与康德的“现象界”的共同点是：都有人的无意识的精神现象之意。但因二者区分目的不同，差别很大。康德立足于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现象界”与“物自体”用来区分能被人认识的现象和不能被人认识的现象，因此“现象界”包含索绪尔的符号所指，但远远超出符号所指的范围。索绪尔立足于语言符号的所指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其“内在现象”与“外在现象”均属康德的现象界。“内在现象”是“意识现象”，当然属于康德的“现象界”。而“外在现象”因为指的是“可以直接把握”的现象，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印象或者观念，因而也是“现象界”。 但索绪尔的“内在现象”不仅指所指，也指能指。索绪尔说：“语言现象的二元论存身于下述二元性：即作为声音的声音和作为符号的声音，前者是物理现象（客观的），后者是物理-精神现象（主观的）”[29]。为什么索绪尔认为能指也是精神现象？因为能指和所指都存身于“内在的精神领域”，它们“相互依存，无法分离”[30]。意即“作为符号的声音”（能指），必定会在人的大脑里引起一个概念（所指），而“一个概念”也必定“在脑子里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31]，因而能指是“物理-精神现象”，是“声音形象（figurevocale）”或“音响形象”[32]。索绪尔采用“声音形象”“音响形象”来定义能指，而不采用为人熟悉的“语音”这一术语，一是因为“语音”未必是能“在脑子里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的“内在的精神现象”，二是因为“语音”术语与传统语言观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索绪尔认为，不能引起所指“形象”的“语音”，只是生理物理现象，并非语言现象。试想，当一个美洲印第安土著人对我们咿里哇啦一通，而我们却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这咿里哇啦的声音对于我们虽然是语音，却不是能指。但对于印第安人或者懂这种印第安语的人，这咿里哇啦的声音不仅是语音，更是能指。这就是索绪尔为什么认为能指也是“内在现象”，因而能指-所指二元同一、同质的重要原因。 索绪尔“内在现象”“外在现象”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它从认识论根源上阐明，符号价值系统观与分类命名集观尖锐对立的根源在于根本不同的认识论基础：符号价值系统观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是“相互依存，无法分离”二元同一的“内在现象”。而分类命名集观视词义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词音是给被把握的外部世界贴上的语音标签，二者是异质的，是反映者与被反映者的关系。 六 语言要素的同质、异质问题，实质上也是消极要素、积极要素问题。语言要素何以是消极要素或积极要素的问题，说到底，其实是语言的产生观问题。这些原本只能从语言产生的角度谈清楚的问题，因索绪尔有意避谈语言产生问题而变得难以理解。索绪尔之所以避谈语言产生问题，一是因历史比较语言学“没有费功夫探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33]，结果历时细节研究越清楚离语言的本质越远；二是因索绪尔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语言符号价值系统的理论框架，因而矫枉过正，回避了明确从发生学角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而现代语言学之所以不涉语言产生问题，有三个原因：一是遵循索绪尔的倡导，专注于共时的语言系统研究；二是认为进行共时语言研究“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34]；三是自1866年巴黎语言学学会禁止语言产生议题后，语言的产生问题实际成为了禁区。但正是语言产生问题这个禁区，成为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百年来不能被理解的重要原因。 笔记本《教程》阐述语言何以是纯粹价值系统部分，即《要素的价值和词语的意义》[35]一章中，找不到语言产生的词句，虽然明明是在谈语言的产生问题。而编辑本《教程》相应的《语言的价值》一章中，巴利、薛施霭则明确表述为：“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对比编辑本《教程》和笔记本《教程》可以看出，巴利、薛施霭是忠实于索绪尔思想的，虽然索绪尔讲课时没有采用语言产生等字句，但谈的就是语言产生问题。巴利、薛施霭在编辑本加上了“在语言出现之前”的话，是遵循逻辑的必然结果。 编辑本《语言的价值》、笔记本《要素的价值和词语的意义》中，索绪尔正面阐述了语言何以是纯粹价值系统的缘由，亦即为什么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从产生起就是消极要素，为什么语言符号能指所指“二元”同属“内在现象”的缘由。索绪尔是从语言产生之初，符号及其能指所指要素怎么由任意性原则产生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的。索绪尔实际把语言的产生问题分为表里两层，表层：符号是怎么来的？里层：符号的能指、所指是怎么来的？我们发现，过去理解的任意性原则只涉及表层即一般任意性原则：符号的能指所指结合的方式——任意结合。而作为结合前提的能指、所指两个要素是怎么来的，完全被我们忽略了。也就是，任意性问题分为三个方面：两个要素、一个结合方式。两个要素是能指、所指二要素，一个结合方式就是能指、所指二要素的结合方式。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全部秘密，就隐藏于此。[36] 几千年来，我们将词的音义分别预设为“是预先确定了的东西”，但索绪尔说：“实际上它却不是”被预先确定的[37]。索绪尔说，“语言出现之前”，思想和声音是如星云一般“模糊不清”，“飘浮不定” [38]，那么，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又是怎么来的呢？索绪尔就此提出了他划时代的语言产生方式观： 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39] 索绪尔认为，观念和声音并未预先存在，语言的产生，不是使已然清晰的一个个观念和一个个声音简单任意结合的问题（一般任意性），而是一个纯粹任意创造的过程（纯粹任意性[40]）。这个过程可以粗略分析为两点：第一，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和所指；第二，语言的创造是一种纯粹任意的创造。所谓“纯粹任意”的创造，是指语言在没有预先规定条件下的任意创造。“预先规定”即“首先是给定的事物”作为符号产生的“基础”，“然后”才有“符号”。 我们普遍认为，符号的所指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具有自在清晰的分界，而它规定着所指。但索绪尔属于理性主义[41]，根据他关于“内在现象”及语言产生的论述，他认为语言产生之前世界并无自在清晰的分界。既然客观事物没有清晰分界，语言的所指也就无从由此而来。索绪尔认为，是语言的产生使模糊不清的“思想”分解为一个个概念，世界也才由此在人的眼前有了清晰界限。声音在语言产生前，同样也只“是一种可塑的物质”。[42]既然所指、能指在语言产生前没有任何规定性，那么，语言的所指、能指就只能是纯粹任意创造而来。索绪尔的这一语言任意创造产生观，使他那些过去难于理解的概念和思想，现在都豁然明晰。正因为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不是预先现成存在，而是语言纯粹任意的创造即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所以语言的能指及所指才是“内在现象”，才是“两面的心理实体”，才是二元同质的。正因为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是由“模糊不清”、“飘浮不定”的“观念的无限平面”和“声音的同样不确定的平面”，根据纯粹任意性原则纯粹任意“分解”并“完全任意的”“结合”而来[43]，语言才不是一个个孤立产生的，语言才会一产生就是纯粹的价值系统，符号才会自语言产生起就是被系统规定的消极要素。 索绪尔的语言创造自己的所指能指观并不神秘。索绪尔虽属理性主义，但他所说的语言并非人之外或人之上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语言，语言的社会性始终被索绪尔视为语言的根本特性。索绪尔说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所指，外部事物在语言中“什么也不是”[44]，他的意思不是说语言与客观世界完全无关，而是反对那种认为语言是以客体为标准的“客观”反映。索绪尔强调的是，能指所指没有预先分别存在，而是同时产生的。就所指而言，实际含义是，符号的所指是人对世界的主观认识和切分。 迄今为止，只有两种语言产生方式观：一是传统语言学的异质设定性反映观（语言要素预先分别存在），一是索绪尔的同质任意性分化观（语言要素并未预先分别存在）[45]。两种语言产生观哪一种正确？几千年来，传统的语言产生异质设定性反映观从未被论证过，却被当做不证自明的真理。索绪尔对此提出了否证，索绪尔说：“假如概念成为语言价值之前在人类心智中是预先确定了的，必然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要素在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之间将会是完全对应的。”[46]从地球上所有语言的现状看，没有一个语言的词汇系统与另一个语言的词汇系统是对应的。语言事实表明，传统的语言反映产生观是错误的，而建立在它之上的“分类命名集”观的实质就是语言反映观，因而也是错误的。世界所有语言的实际面貌都表明，没有一个语言的词汇系统是对语言之外世界的事物的客观反映。索绪尔自己举过不少例子，这里举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的例子来说明。下图（图示4）中的事物，英语和汉语用三个词表达，这并非说它们本身是三个客观事物，所有语言必定用三个词表示。我们看来不同的三个事物（飞机、蜻蜓、飞行员），美洲印第安霍皮语只用一个词表示。亦即我们以为有着天然界限的不同事物，在霍皮人看来是一种事物。并非霍皮语是特例，汉语英语等语言同样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图示6 [47] 英语sister一词表达的意思，汉语要用妹妹、姐姐、姊妹、堂姐、堂妹、表姐、表妹、姨妹、姨姐等一系列词语来表示，并非英语社会不存在这种复杂的亲属关系。任何社会群体都存在这些社会关系，但不同社团对它们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区分。索绪尔之所以在《手稿》《教程》中一再反复强调，语言之前没有预先存在的边界明确彼此分离的事物或观念，就是要批倒语言符号“外在于任何实际的关系”[48]的语言观，从而铲除语言反映观，进而从根本上批倒传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 索绪尔的语言任意创造产生方式观与符号价值系统观是正确的，语言事实也支持索绪尔的语言观，为什么20世纪重视科学性、客观性的现代语言学会对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视而不见，却让传统“分类命名集”观继续控制20世纪的语言学呢？要找到问题的答案，需要对传统语言学理论体系和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体系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 七 传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和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实际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层级系统，每个系统的一个观念下面都又有一个支撑它的观念。这个观念层级系统的关系大致是：一般语言观建立在语言产生观之上，语言产生观又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之上。把握索绪尔的思想体系是深入理解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前提。但索绪尔未及写成语言学理论专著，没能系统阐述他的理论，他的思想是在不同地方分别阐述的，还有一些尚未言明但包含在相关论述中。这里，我们根据两种《教程》和《手稿》，把索绪尔已言明和未言明的思想（含批判与建立）梳理出来，按观念层级排列如下表：  上表体现的观念层级是：右栏观念是左栏观念的基础，即认识论是语言产生观的基础，语言产生观是一般语言观的基础。大栏内部各小栏之间，也具有这种关系，例如：语言产生观大栏内的语言初始样态观（语源观），是任意性原则、语言产生方式观的基础。 语言观的背后必定是哲学。索绪尔认为，传统语言观的认识论基础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持语言反映论，而反映论即以一元论（第一性）为基础（索绪尔未用此术语，这里采用一元论术语是便于与“二元论”对比），而一元论又基于将语言外的事物或理念视作语言的被“给定的基础”。而支撑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即能指-所指二元同质论，二元同质论又基于二者的预先不存在论，同质论、预先不存在论都基于能指-所指的语言“内在现象”论。正因为有此根本对立的认识论基础，才有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语言观。 就语言观两栏内部看，语言观的基底层是语源观（语言产生之初的样态观），只有在语言最初是什么样的确定后，才谈得上这种样态的语言是怎么产生的问题（产生方式观），进而也才谈得上如此这般产生的语言具有什么性质的问题（一般语言观）。从上表看，从认识论基础到一般语言观，在各层级上索绪尔都与传统语言观形成尖锐对立，唯有一个例外，新旧两个语言理论体系竟然有完全相同的语源观——“词源”语源观。 从《手稿》《教程》看，索绪尔从来没有讨论过语源观。不仅索绪尔没有讨论过语源观问题，自古希腊以来的2前多年里，虽然不少哲学家讨论过语言的产生问题，但也无一人讨论过语源观问题。然而，“词源”语源观却实实在在是传统语言学和索绪尔的观念，并且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语源观，索绪尔理论系统中的“词源”语源观正是这个迄今为止唯一的语源观。就是这个没有进入索绪尔思考视域的“词源”语源观，成为了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 任何语言观必定奠基于语源观，这是从古自今语言学尚未意识到的一个基本规律。今天的语言学无论承认与否，不仅都有着语源观，并且其一般语言观都建立在这个“词源”语源观基础之上。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之所以未能在20世纪确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崭新的符号价值系统观缺乏崭新的语源观的支撑，因而注定不能确立，也注定不能战胜传统语言观。 从上表看，传统语言观不仅认识论基础能够支撑语言观，它的语源观也支撑着它的一般语言观。因为：视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或理念世界的各理念先于语言存在（外在现象），即是视事物或理念为第一性（一元论），语言为第二性，亦即是持语言反映观，亦即是持异质论。这样的认识论基础必定视语言的产生就是词的产生，词义即是对预先存在的异质的客观事物或理念的反映或表达，亦即必定视语言的产生方式为分别预先存在的异质物的任意结合，并一一孤立地先后产生，而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词及其要素必定是积极要素（只与外部世界联系，不受语言系统规定），这种作为外部世界的反映的词汇集起来，当然就是“分类命名集”。传统语言学理论体系相当严密自洽。 索绪尔的理论体系却并非严密自洽，而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出在唯一并非索绪尔自己提出的那个旧有的“词源”语源观。“词”是表达概念的基本形式，而概念是人的认知达到相当高水平的产物，作为人的认知水平达到相当高水平产物的“词”，在人类语言产生之初，是一个个孤立的逐步产生合情理，还是一举产生一个词汇系统合情理？毫无疑问，人们必定会选择前者。因为人类产生之初，认知水平必定相当低下，词一个个慢慢的先后产生，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渐积累过程，这显然比后者合乎情理。如果说刚刚完成人猿相揖别的人类一出现，以极低的认知水平，凭空一举产生需要极高认知水平的词汇价值系统，显然不合情理。在“词源”语源观的限制下，传统的词一一孤立产生观，胜过索绪尔的一举产生符号价值系统观。因而只要持“词源”语源观，就必然持孤立产生观，进而又必然持“分类命名集”观。所以，只要从“词源”语源观出发，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就变得无法理解，这是20世纪索绪尔思想表层的结构主义能够被理解，其深层符号价值系统思想不能被理解的重要原因。 总之，传统语言学理论严密自洽，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因为“词源”语源观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严密自洽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正如前文所述，语言实际表明，传统“分类命名集”观是错误的，而它的基石“词源”语源观，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也只能是错误的。因为，词的概括性需要相当高的认知水平和抽象能力。根据人类语言学提供的大量证据，即使是今天的原始部落语也极少抽象词语（却有含丰富细节和情感的词句一体的语言形式），更何况人类语言的产生之初。那么，这个迄今为止唯一的语源观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发现，几千年来，从没有一个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问过：“人类语言的最初形式是词吗”这个问题。最早有关语言产生问题的讨论，见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他朋友讨论名称是怎么来的。原来，自古希腊始，人们就直接把词的起源等同于语言的起源。我们还发现，所谓语言的产生问题实际至少包含三个问题：一、语源形式，即语言的初始样态（what）；二、语言的起因（why模仿说、感叹说、劳动说等）；三、语言产生的方式（how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