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诗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作为一个读者，却有幸能够见证这30多年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历程。那些朗诵舒婷的《神女峰》、顾城的《远和近》的日子，那些捧着《诗歌报》兴奋地阅读“诗歌群体大展”的日子，那些旁观着“盘峰论战”中“民间派”和“学院派”奋战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从那一代朦胧诗人的思想和人性的启蒙，到朦胧诗之后的山头林立、流派纷呈式的断裂和叛逆，再到现今诗歌盛世多元的发展，我看到了中国诗歌曾经爆发出的空前繁荣，也看到了现在中国诗歌在自己应有轨道上的安寂和沉稳的行走。
    21世纪的诗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丰富性与驳杂性，比如生命写作、神性写作、口语写作等。无论是将语言口语化、生活化、日常化、散文化处理，做到朴素、自然、去除遮蔽；无论是对一首诗运用抒情、叙事、零度叙述、隐喻、反讽等形态表现，都是诗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面对世界，与之对话，向人们阐释、建筑自己领悟到的世界。
    而在我看来，它们始终是在努力显现一种朴素、健康的质地，那就是——追寻和回归。追寻，就是从源头出发，沿着汉语的河流，在延伸中曲折，于曲折处延伸，在沙、石、水的磨洗中提炼出汉语特有的音质和光泽。回归，就是从虚回到实，从异乡回到家乡，从表象回到心灵，从苍白的说教回到人的本性。这无疑是中国诗歌的成熟。虽然，在此过程中，受到现代传媒和现代人快餐式阅读的影响，诗歌的声音逐渐沉寂了下来。但是，这种沉寂，正好让真正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我们摈弃诗歌以外的杂音，保持冷静、平和、包容的心态，在自己心灵的白纸黑字上，追寻和回归到生命和灵魂的原乡。
    “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从希尼这段话不难看出诗和社会的某种关系，它不会直接去解决社会生活的某个问题、现象、事件，不是具体的“药方”。文学是人学，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是人，诗必然要回到人心人性上来，体现人的情感、人文关怀，生命之间的互相体恤、仁义、宽容。诗更大程度上体现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体验和自觉能力，更多时候考验一个写作者的能量储备。我担心和焦虑的不是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写出了什么，或者说我创造了什么。
    写作是孤独的事，但不是说和人群孤立，和社会脱节，和世界背离。而是如何用事实加反思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我们所处的生存现实世界，以认真虔诚的情怀，去提炼出普遍而独特的生活、生命经验，传递光明、良善、美德。我更愿意写出那些感动我打动我的人、事、物，无巨细美丑，挖掘出人性、品质、真情实感。在人群中思考，在自然万物中领受，游离生活，却不丢失生活，也是一种“捡漏”的行为。我记得在鲁院上课时，施战军老师曾说“一个写作者应该站出来看见被人们遗落的东西”。成诗入诗的元素，是过去的也是刚刚发生的，是已知、存在，也是消失的、未知的。
    这种诗歌的追寻和回归，于我更有着不可取代甚至是不可言说的意义。我的追寻，就是不停地远走和高飞。因为无知而向往，因为向往而热爱，因为热爱而无畏，因为无畏而感恩。那是一条通往无限的路，为我构建一个有弹性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有我的梦想在张开翅膀，有青春和时光在重来、延续，有生命的铺排以及不可预知的爱恨。它们是自然的，个体的，本真的。我的回归就是还乡。生命和灵魂的还乡。它引领我抵达生命和灵魂的自由之境，回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本身，回到人情、人性、人道、人格、人心中来，回到天性和纯真、回到善和美中来。从2009年开始我尝试打破传统的以乡土人文文化为背景的地域写作，不落入单纯的地方志叙述或描摹。随后以写异域风物、人情、普通人生活现状为主题的系列，转向通过意象的陌生化，零度叙述来洞悉或揭示人们命运以及现实处境的写作。2015年长诗集《跟着河流回家》入选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重点扶持项目。这是地理上的故乡和精神上的故乡结合贯通，成为我永恒的皈依地。
    我大量写春天、故乡、自然万物，我想表达的是它们蕴涵的独立性、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底蕴、精神维度。其实我试图表达的还有命运，这是我一直追求的写作母题。我筛选出我眼中的普遍的事物，普遍的生死，普遍的命运，普遍的爱，普遍的人。我经历和体验它们的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是综合的省察、考量，然后得出我自己判断和确定的惟一性。带着我的温度、气息、烙印，我的良知和担当。
    诗在无数个黑暗中照耀我，温暖我，赐我以美的王冠。我相信那秘密事物的存在、呈现。甜蜜的哭泣，苦的爱，钟摆一样的命运和欲望、渴求。我知道它们都有着巅峰之美。我愿意在我的追寻和回归之路上，努力让我的文字有一种棉质般的暖或者尖刺般的力，在巨大的时光中充斥和铺排着闪电的光亮，埋下希翼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