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天涯》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协会员，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作家研究生班。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钟山》《中国作家》《山花》《作家》《长江文艺》《作品》《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曾获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
    写作有时是一场长跑，刚出发时候一群人，跑着跑着，不断有人掉队——有人是累趴下了，有人则是保持着奔跑的姿势，一种无聊感顿时上涌，就停下，到路边拿一瓶冷饮喝起来——越往前跑，身边的人越少，我们落单了。
    我有一个朋友，十几年前一直疯狂地写诗，他曾为一个女孩子写过两大本厚厚的日记，当年给女孩子写封情书，竟有60多页。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里，他的工作是押送着公司的货物送往全国各地，怀里揣着各种表格，租住的房子一年也没住几天。他的诗歌越来越少，在一个老朋友的群里，他一开口就黄腔泛滥，惹得其他人寒毛四起。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就从一个写纯情诗歌的人，变成了嘴角挂着黄河的家伙？
    另一个朋友，十几年前也写诗，看很多哲学书，被我们一致认为是身边最有思想深度的人。此君后来在一家汽车网站待了多年，后来因为种种俗事，他回到老家，揉着面粉做糕点，往一些小镇茶馆送。而这些年里，他对精神的追溯已经转向，开始健身，把肌肉练得凸起，最爱在群里发一些男女浑身涂得油光暴露肌肉的视频，我们都笑他健身健到变态。关键是当我想到他那身肌肉用来揉搓面粉、那个曾思考哲学的脑袋用来构思怎么捏好一块饼，总是有些唏嘘。最近，他不再做糕点了，开始推广县里的农产品，整天想着把地瓜、鸭子等东西怎么卖出去。
    还有一个很年轻的诗人朋友，中学时就写出让人惊叹的诗，后来也出了本很好的诗集。他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和一伙人一起创办了一个自媒体，没多久他就受不了那工作的没底线，离开了。几年以后，留下来的其他人都开上了跑车。惟有他，整天穿着一双拖鞋晃荡，他现在的身材高度和宽度基本差不多，背着一个相机去街拍，时不时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貌似很深刻又不知道深刻在哪儿的黑白照片。很长时间里，我们也搞不清他做什么营生，可他好像永远不为这些事情头疼，脸上永远乐呵呵。
    我是想说，在很多时候，生活跟写作好像永远不属于同一个频段，总是有各种事情，让很多人湮没了。而对于还在继续往前跑的我来说，能够跑多久，谁知道呢？我会不会也跑着跑着就停下脚步，蹲在路边看一朵小花摇动，看一行蚂蚁缓缓行进，然后忘了眼前还有一场漫长的赛事？我是一个热爱日常生活的人，平时在家，最爱待的是厨房，最爱逛的是菜市场，那种热腾腾的生活场景之中，隐藏着生活的秘密。我当然也爱读书、爱写作，爱一个人独处一个小房间，拉上窗帘，一点光线也不让进来。我觉得融入日常生活跟独守精神的洁癖，其实并没有那么错位，但我也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难的。有些人如鱼得水，难免放弃了很多的坚持；有些还在固守的，碰壁碰得满头包。那些没法处理这两者的，便只能选其中的一个，就像我前面的那三个朋友。我也多次问过自己：如果在日常生活跟精神之间只能选一个，我会选哪个？
    两者都不想放弃，便只好寻找这两者尚能共存的理由：所有的精神之花，都得诞生在那些琐碎的日常里；所有的诗意、深刻、理想，都萌芽自日常的庸俗、浅薄和势利；所有精神的超拔向上，都是源于生活提供了一个低坐标的基座，如果这样还不能说服自己，还得继续寻找，好吧，就当我是精神世界派遣到日常生活里的一个卧底好了。潜伏久了，我也忘了自己属于哪一边，我不知道在面临抉择之时会不会朝着自己人开一枪，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潜着潜着就走到了自己反对的对立面，我更不会知道潜到最后我是不是会变成日常与精神的墙头草、两面派。但分清楚这些又有那么重要吗？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三个朋友，那个开口就爆黄的，写诗写得少了，但还在写，只不过不再愿意发表，也不愿给我们看；那个推广农产品的“哲学家”，仍旧在思考着思想和身体的关系问题；而那个穿着拖鞋的诗人、摄影师，也天天吃香喝辣，没那么非此即彼，不然也不会养出那圆滚滚的身躯——他们，其实也在世俗和精神之间走着自己的平衡线。
    想写的时候，去写，拼尽所有去写；实在不想写了，丢掉纸笔和电脑，下厨房给自己煮一锅热气腾腾的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