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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三途 刘永济以古典文学专家知名于世，其屈赋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和词学研究尤为世所重。 刘永济所说的屈赋，今人多称楚辞或屈骚。从辨体的角度看，屈原所作乃诗人之赋，属于诗的范畴，汉人所作乃辞人之赋，介于诗文之间，两者的文类差异是鲜明的；从溯源的角度看，屈原之作源于六艺之赋，而屈宋之作又为汉赋之祖，所以，称屈原的作品为屈赋，也有充足的学理依据。对于这两层脉络，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卷上《诠赋第八》有清晰而准确的分疏，并不偏执一端。 刘永济屈赋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屈赋通笺》《笺屈余义》《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特点是兼顾“义理、考据、辞章三途”。 在义理方面，刘永济以知人论世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个意味深长的判断：屈原名下的作品出自屈子“一家”之手而非屈原一人之手，不过，即使是那些屈原追随者所做的屈赋，也是揣摩屈原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而写出来的；屈原是一个有着特殊的楚国贵族身份的诗人，他具有强烈的家族血缘意识，视自己的宗族和楚国为一体；《九歌》兼有客观叙事与主观抒情两面。 刘永济的屈赋考据，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偏于人文性的阐发，常常并无铁证，如关于屈赋作品的认定和部分字句的改动，一方面对读者多有启迪，另一方面也不时招致商榷；第二类则以科学性见长，包括屈赋的审音、训诂、语法研究等内容，他的几个主要成果，如《屈赋通笺》各卷的“正字”“审音”“通训”各节，以及《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两部专书，集中显示了他在考据和语言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其屈赋研究得到闻一多、游国恩等大家的激赏，主要是在第二个方面。 在刘永济看来，屈原之“自铸伟辞”主要包括两个层面：楚国“固有文化”为屈原创作“伟辞”奠定了丰厚基础；屈原所铸“伟辞”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坐标。刘永济论屈原所读之书“有出于孔子删定之外者”并由此透视涵育了屈原的社会风尚、文化氛围，论屈赋所开创的新的抒情境界及其景物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和多样化风格，拓展了屈赋研究的视野。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和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向并称为20世纪“龙学”的四大奠基之作，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刘永济是武汉大学开设“汉魏六朝文”课程的第一人。他为《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撰写的介绍有云：“本课详述汉魏六朝文体之流变，诠品当时作家之异同。论理以《文心雕龙》为主，而参以他家之评骘；选文以彦和所标举者为本，而补以《文心》所未及，俾诸生得欣赏其艺术，而抉择其高下。” 所谓“论理以《文心雕龙》为主，而参以他家之评骘”，即《文心雕龙校释》，约12万字；所谓“选文以彦和所标举者为本，而补以《文心》所未及”，即《文心雕龙征引文录》，约28万字。《文心雕龙校释》和《文心雕龙征引文录》都是刘永济讲授汉魏六朝文学的教材，属于断代文学史，这一事实显示了《文心雕龙校释》的文学史特性。以文学史眼光读《文心雕龙校释》，而不是仅仅视之为文论著作或文体学著作，可以对这部名著的深湛之处有更多发明；而今人在撰写文学史时，尤其是在撰写隋唐以前的文学史时，倘能适度吸取《文心雕龙校释》的成果，无疑有助于内容的丰富和品质的提升。 贯通圆融 刘永济的古典文学研究范围并不专限于一朝一代，而是显示出博古通今、贯通圆融的学术特色。 《文学论》是刘永济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20世纪初较早问世而又较有影响的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著述。刘永济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故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作为《文学论》的著述方略。他虽然承认“感化之文”“学识之文”都可以纳入文学之中，但更为重视“感化之文”。《文学论》已初步确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理念与格局，对郭绍虞后来的研究产生过直接影响。刘永济在中国古代学术资源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做的探索至今仍有其启示意义，而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开创者地位尤其值得大书一笔。 《十四朝文学要略》原为刘永济在东北大学任教其间的讲义，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以《中国文学史纲要》之名在《学衡》第65期、68期、71期连载，1945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结集出版，更为今名。《十四朝文学要略》与20世纪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之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间文学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二是对外来影响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三是对汉赋和骈文等中国文学中的特有文体的文学史地位。以上内容，刘永济均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富于个性的评估和叙述。 《唐人绝句精华》编选于1959年至1963年间，与刘永济早年在东北大学所撰讲义《唐乐府史纲要》颇有渊源。刘永济对清代神韵说在诗学发展脉络中的地位及诗学背后的社会人生境况做了言简意赅的阐释。他所选唐人绝句兼顾了具有神韵美感的诗和虽不符合神韵旨趣但却有其独特长处的作品，例如杜甫、杜荀鹤的诸多绝句。刘永济的“释”，即作品解读，既长于知人论世，又长于掘发文心，其注释简明准确，也是一个显著优点。 刘永济的曲学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聚焦于歌词，而对歌词的考察又集中于三个方面——即歌词的唱法，歌词是否能够表现完整的故事，歌词是叙事体还是代言体，这充分展现了他清晰的戏曲史视野。《元人散曲选》是刘永济散曲研究的主要成果，他从“风会”入手，在与诗词的对比中，准确揭示了散曲的文类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具有显而易见的文学史意义。 1925年4月，刘永济在《学衡》第四十期发表的《说部流别》，是他唯一有系统的小说研究著述。他尊重不同类型小说的特点，对于“两汉六朝杂记小说”“唐代短篇小说”和“宋元以来章回小说”，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衡估。而他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对于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他对小说作品做出睿智的评鉴。 综上所述，足见刘永济先生作为古典文学大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如果要对刘永济的学术气象做一个大体描述，我眼前呈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大江东注，沧海潮起，足以吞吐日月星辰。 作者：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著有《刘永济评传》《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立体的方式呈现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