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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里特心里清楚，提出这样的结论肯定会招来非议，果不其然，在随后的十多年间，针锋相对的学术论文与专著铺天盖地，甚至还有人身攻击。他表示自己既非乔姆斯基笔下的毫不相干、招摇撞骗之人，也不是沃尔夫口中打破陈规、叫板权威的英雄。他说他的文章最初能讨得媒体欢心，是因为其中的观点对“当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这是《纽约时报》贴的标签）——乔姆斯基的学术思想核心构成了挑战。“说皮拉罕语没有从句，这可不是信口开河，我欢迎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给我的推论挑挑刺，提供我在研究中忽略的例子和数据，或者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来复核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埃弗里特说。 乔姆斯基与马克·豪泽（Marc Hauser）、特库姆塞·费奇（Tecumseh Fitch）在2002年合作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对象是“语言官能”（the faculty of language），并界定了“广义”（FLB）与“狭义”(FLN）两种类型。他们认为FLN只包含递归,而这是人类语言器官独有且唯一的构成要素,使得人类语言可以对“有限的手段进行无限运用”。大多数人将埃弗里特所归纳的皮拉罕语的特征视为一个原始性的反证——不存在所谓的递归现象，这就意味着乔姆斯基一直以来关于语言/语法的整体概念是有问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埃弗里特当时的文章里面，最关注的其实是文化与语法的联系。皮拉罕语没有数字、没有神话、也没有宗教，皮拉罕人从始至终只会这么一种语言，族群内部则维持着人类文献记载以来最简单的亲属关系。 置若罔闻，在面对学术分歧时本无可厚非，事实上埃弗里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逐一回应来自乔姆斯基方面的批评。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应《当代人类学》（前者是后者的出版商）编辑的要求发布了一篇新闻稿，波澜随之而起，有几家报纸和电台跑来采访埃弗里特，还有一些杂志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包括《纽约客》。媒体的报道让埃弗里特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一时之间，毁誉参半。回头来看，埃弗里特说他对叔本华的那句话深有感触——“所有的真理都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受到嘲笑；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2016年，沃尔夫的新书毫不留情地把乔姆斯基嘲讽了一番，将他形容为懒到不愿外出调查的空想型教授，作为理论基石的“普遍语法”同样遭到了质疑。语言于人类的存在而言是核心问题之一，就连许多不清楚何谓“递归”的人也被沃尔夫的书所吸引。对普通人来说，埃弗里特与乔姆斯基的学术分歧确实是晦涩难懂，他们听说乔姆斯基的名字并不是因为其语言学领域的成就，而是意见市场上的政论文章。一个知识分子能在政治舞台上树立威信，这归功于他所创设的一套语言学理论——甚至被拿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但埃弗里特认为，乔姆斯基毕竟不是爱因斯坦，语言学也不是物理学。乔姆斯基的声名显赫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善于制造概念，比如“最简主义”、“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等。物理是可证的，但乔姆斯基的理论主张无法用数学公式或是其他明确的路径去证明真伪，这也是争议延续至今的一大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