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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分歧很少在公众之间激起争论，除非话题精彩有趣，或者对立的双方能够引来大家的注意。倘若真是这样——让公众产生围观亦或参与的兴趣，对于科学的发展而言，固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人类这个复杂的物种。 当今的语言学恰好碰到了这样的分歧。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带着他的新书《言语的王国》（The Kingdom of Speech），以及《哈泼斯杂志》上的一篇封面报道加入了论战。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讨论？相关的背景知识必不可少，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关于人类语言习得的重要理论假设。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现在，围绕“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 device）的各种文章不计其数，就连专著也达到了上百本。在乔姆斯基看来，人类先天具有一种习得语言的特殊生物属性，支撑这个观点的主要证据是儿童掌握的语言方面的知识远比他们接触到的语言材料要丰富。凭借特有的语言习得机制，儿童可以在“刺激贫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的环境下习得人类语言。认知科学家们为此争执不休，一方坚持“刺激贫乏”的存在，另一方则不以为然地称其为“想象力的缺乏”（poverty of imagination）。争论一直在升级，而关键的一点是在多大程度上，人类的语法是天生的。 美国语言学家埃弗里特（Daniel Everett） 2005年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观点是皮拉罕语（Pirah？）——一种在亚马逊河流域使用，并且与其他任何现存语言没有亲缘关系的孤立语种——无论发音还是语法结构都极为有限，完全不同于研究者之前所发现的那些语言。皮拉罕人擅长通过唱歌、哼鸣、喊叫或吹口哨相互传递信息，在皮拉罕语里面，不存在左或右的说法，蓝色和绿色的发音相同，没有专门形容红、黑、白的词语，语句无法连接从句或其他形式的短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缺失？在埃弗里特看来，并非皮拉罕人与生俱来的认知局限，而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特别是“直接经验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