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里“和”、“同”、“合”三个概念既有关联，又非等同。张岱年先生把它们分析为：“和”谓二个或二个以上之相异者会聚而得其均衡，“同”谓相等或全无区别，“合”谓两个相对待者之不相离。“和”即今日所谓和谐，“同”即今日所谓同一，“合”就是老子的对待合一，即今日的对立统一。“和而不同”即是“合”的意思，这揭示了汉民族的母语与汉语方言长期共存的本质。 母语是整个民族超区域的语言形式 每年的2月21日是联合国提倡的国际母语日，世界第一届国际母语大会今年已在苏州召开，但汉民族的“母语”概念却引发了争议。各地“母语日”的宣传内容很不一样，有些推广普通话，有些宣传保护当地方言。由此产生“我们的母语到底是什么”的疑惑。各地方言是方言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语言，汉语书面语则是汉民族母语的体现，在正式或庄重的场合使用通语，全国性的大众传播媒体也都使用通语。近一个世纪以来，由政府推行的以北京音为基础的全民通语已流通至今，特别是经过60年的推广普通话运动，我国汉族人口已有70%能够用普通话进行口语交际。然而，各地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毕竟存在差异，如果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只能选择其一作为母语，上述的疑问自然会产生。此外，各方言区人民的“母语”概念还涉及区域身份认同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汉语方言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语言学家不断探索的难题，这不仅因为各方言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还因为各地方言与古代汉语之间有着纵错复杂的联系。探索这种既有共时差异又有历史渊源的语言大家庭的复杂关系，是中国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在这个语言大家庭里一直存在一个现象，即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不同区域流行着不同的方言口语，但整个民族的书面语（包括它的读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是统一的、超方言性的。由此形成了汉族人民特有的语言观：日常生活使用方言口语，重要场合使用正式的语言（主要是语音形式），而后者能准确地以汉字记录下来。书面语的语音形式随着时代而变化，其名称亦不断更新，春秋时代叫“雅言”，秦汉时期叫“通语”，此后多在“雅言”或“雅音”之前冠以当时国都或地区的名称，如“洛阳音”、“金陵音”、“中原雅音”，明清时称“官话”，清末称“国语”，现在叫“普通话”。 因此，汉民族的本族语2000多年以来一直延续着两种形式：一为摇篮里学会的言语形式，可称方言、母言；一为接触启蒙读物时的书面语（文字）读音形式，可称民族语、母语。母言是各方言区的方言口语，母语则是整个民族的、超区域的、以汉字表达的语言形式，包括历史文献的语言。汉民族的母语观体现在普通百姓对于汉字所记录之语言的崇敬心理，视之为先圣以文字语言形式传承下来的民族瑰宝，不但具有语言的魅力，更有文化的魅力。汉民族的这种独特的母语观早已成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中华文化里，文字形式的语言（主要指它的语音）自古以来就比方言口语更为重要，它也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如古人八岁入小学，必须先辨认汉字字形和学会读音，典型如《三字经》等儿童启蒙读本都是为了学习民族母语的书面语及其语音形式。 汉语方言与通语之间具有可追溯的对应关系 汉语的母言和母语之间存在语言结构上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民族母语不仅是书面的，也是语音的，后者是无论生长在哪个方言区域的儿童在接触了汉语的文字形式后将会跟着老师自然学会的。其次，汉语各地方言与通语之间在词汇、语法、语音上都有较严格的、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它们在语言结构上的对应性远远大于西方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对方言区的人学说通语具有较大的便利。以汉语音节成分中辨义功能最突出的声调为例，跟北京话接近的天津话，后者跟前者的声调对应简直能够“举一反千”；即使远一点的武汉话，以同样方式类推也是对的时候居多。最后，在汉语方言跟通语长期并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汉字的两种读音，一种是母言读音，一种是母语读音，即文白异读。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方言区的人对于母语读音从来就不陌生。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形成的母言跟母语的密切关系，完美体现了“和而不同”之“合”。首先，各地方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也是个人区域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语言（方言）认同是最直接、最易获得接纳的身份认同，这是“乡音”对于国人的魅力所在。2000年全国范围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大多数公民日常生活中同时使用方言和普通话，说明方言依然是汉族人民区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记，这既是语言现象，也是文化现象。 其次，民族通语则体现了各方言之间的“合”，即融合了各地方言的历时成分和其中某些共时成分，与方言在词汇、语法、语音上具有可追溯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反映在不同方言区的人能以类推的方法学说通语，只要接受过基本的学校教育，就有能力尝试将母语书面语转化为母语口语，而这种转化能力无法用来处理外语。统一的汉语书面语在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它对提高各方言区的人民学说母语的能力无疑是有利条件。赵元任先生提出汉民族语言里存在一种可称为“wenli”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书写的，也是传承智慧的、朗读的、背诵的，是各方言共有的部分。尽管各地方言实际的语音形式有所不同，但有一批共同的词汇单位、大致统一的语法结构以及整套关系密切的音系。这个“wenli”代表了汉民族的母语意识，赵元任晚年曾用十几年时间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也是为了描写这种“已经在空气里头了，已经在全国的地面上了”的汉语的共通意识。 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人在经济、文化、社会流通上的频繁和密切接触，全民通语也不断得到普及。同时，当个人以乡音说出标准化的书面语，就是在尝试说母语，这反映了个人的民族语言本能。2013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提出，“到2015年，普通话在城市基本普及……到202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社会基本普及，全国范围内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按照目前的语言状况，实现这个目标是可行的。这种全民语言能力建立在汉族人民本族语观的文化传承和语言自信上。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汉民族的母言和母语相互依存、从未分割。作为当代全民通语的普通话是民族母语的典型代表，它在国家语言体系中具有优先及主导地位；而各地人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言则时刻都在为其增添新鲜养分，所以汉民族的“母语日”，既可推广普通话，也可宣传保持方言，而更积极的态度则是在学会普通话的同时，也保持好方言的传承。 （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