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语言时发现，语言的主要特征在交际过程中显现出某种整体性，即不同的语境往往决定语言的篇章表述方式，不同的社会阶层影响语言的表述方式、特征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语言时发现，语言的主要特征在交际过程中显现出某种整体性，即不同的语境往往决定语言的篇章表述方式，不同的社会阶层影响语言的表述方式、特征的形成。 西方篇章语言学起源于修辞学、文体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修辞学研究，其不变的主旨是：结合语境取得语言表达的最佳效果。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必然会为西方篇章语言学兴起与发展提供基本的学术基因。西方文体学研究传统的核心是：重视结合特定篇章的使用环境，区别不同文体的语言表述特征，而这正是其与篇章语言学研究兴起的契合点。1923年，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与人类文化现象可以通过“空位填充”的做法加以研究的情形相类似，用于相同话题表达的各句子可以前后句为背景使位于中间的某个缺省的句子通过“空位填充”的方式得以找回；J.R.费斯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话语片断不能脱离其所依存的语境，应结合特定的上下文加以理解。这些观点客观上促进了篇章问题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语言时发现，语言的主要特征在交际过程中显现出某种整体性，即不同的语境往往决定语言的篇章表述方式，不同的社会阶层影响语言的表述方式、特征的形成。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需要超越对单个句子的观察，而篇章语言学研究顺应了这一客观需求。第二语言教学进入中高级阶段后，要重视把语句的教学与交际情境结合起来，而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篇章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西方篇章语言学发展三阶段 人们逐步发现以句子为对象的语言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因忽略语境因素而使得一些具体问题得不到正确的揭示，以句子为基础观察语言得出的规则与对自然语言的实际观察结果出入较大，而这些问题均有待于从篇章的角度加以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是西方篇章语言学的初创时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倡导结合语境观察、理解语言，如倡导语言研究或翻译都应该以篇章为基础具体展开，强调语言研究有必要从语段开始。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西方篇章语言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欧洲学者使用“text”来指称其语料，“Text Linguistics”的概念由德国学者H.Weinrich于1967年提出；美国学者用“discourse”称呼研究对象，“discourse analysis”由美国学者Z.Harris于1952年提出。欧洲学者往往只研究篇章现象本身，而美国学者则试图在话语分析过程中引进相关的社会、文化等因素。这一时期理论建设与交叉研究均取得很大发展。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倡导结合言前、言后情境研究语言；塞尔等人则着力把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话语分析中。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西方篇章语言学趋于成熟，出版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如M.A.K. Haliday的《英语的衔接》（1976）、De Beaugrande与Dresler的《篇章语言学入门》（1983）等；同时也有重要的专业杂志正式发行：1978年Discourse Processes在美国创刊，1981年Text在欧洲创刊；还出现了一批应用广泛的教材，如Coulthard的《话语分析入门》（1977）等。 汉语篇章语言学的兴起 汉语篇章语言学兴起的背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首先是受到现代文章学研究的影响。后者主要是对文章的源流、分类、文章的要素及文章的风格和文风的研究，对文章的写作实践的研究，对文章的阅读和欣赏的研究，体现了现代文章学与汉语篇章语言学的交汇点。20世纪80年代前后，受国外篇章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介绍、引进国外的现代篇章语言学理论、方法，并尝试对汉语的篇章问题加以研究，如胡壮麟的《汉语的衔接》（1981）、廖秋忠的《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1986）等，这些研究首开汉语篇章语言学现代化之先河。汉语篇章语言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纯粹的“文章学”研究时期、“文章学—语言学”杂糅时期、具有“本土特征”的汉语篇章分析时期和现代意义上的汉语篇章语言学时期。其中第三阶段，汉语篇章研究以“句群”为对象；篇章观察与研究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相对陈旧。汉语篇章教学客观需求极大地影响了相关研究的路线。第四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投身到汉语篇章分析的研究中来。 中西篇章语言学的总体差异 其一，学术背景上的差异。西方源远流长的古典修辞学、文体学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使得西方篇章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源流、强劲的传承与演变动力。西方较早就有为数可观的学者从事超句实体研究。早期的汉语篇章分析主要脱胎于现代文章学，古代修辞学研究没能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在汉语篇章语言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某些现代修辞学成果促进了其早期发展，但影响远不及西方修辞学研究传统之于篇章语言学兴起那么重要。由此可以认定，推动汉语篇章语言学兴起的非语言学因素相对薄弱，其主要动因则是源于汉语语法本体研究，早期的汉语篇章语言学缺乏与之匹配的理论基础。 其二，发展过程与现状的不同。西方篇章语言学起步早，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接受了来自其他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时期理论的滋润，整个发展过程平缓而自然，加上较少受到实用因素的裹挟，整体上学术研究的意味较浓厚，结合实际应用也比较顺畅自如。汉语篇章语言学起步晚，整个发展过程有典型的“急就性”色彩，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国外篇章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社会学、语言教学甚至于人工智能、特殊教育等等。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研究整体局面是百业待兴、生机勃勃而略显芜杂，加上不断受到实用因素的影响，本体理论建设不足，有规划的系统研究欠缺，实用色彩浓厚。这些现状对汉语篇章语言学的发展具有消极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