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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文学思潮 （一） 密切跟踪当代文学创作 文学所的重要领导、学者郑振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年多投身于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围绕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论著，对于《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等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毛星、朱寨等人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集中反映文学研究所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文学活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朱寨、张炯等领衔集体撰写了《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新潮》《新世纪文丛》《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著作，积极参与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活动中，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劫后复苏贡献力量。新世纪以来，为深入总结建国6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经验，杨匡汉、陈晓明等主持编写了《共和国文学50年》《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等著作，都曾产生重要影响。 除完成重要的集体项目和资料汇编之外，40年来，当代室老中青三代学者潜心于个人的学术著述，成为国内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中坚力量。近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洁非个案研究系列（《解读延安》《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文学史微观察》《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等），总结延安经验，分析共和国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关系，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思考，在当代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李建军的当代文学研究（如《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文学的态度》《文学因何而伟大》《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等），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俄罗斯别、车、杜的美学思想，追求崇高之美，提出“集体性共创”理论，在当代评论界独树一帜。他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中指出，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它涉及了对“独创”“生活”和“内心封闭性”等问题的理解和阐释。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独创性”，否定一切经验的消极的文学意识，这是一种傲慢的写作姿态和无知的写作理念。1832年2月17日，歌德对爱克曼说过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作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可是有许多本来很高明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醉心于独创性这种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虚度了半生光阴。我认识过一些艺术家，都自夸没有依傍过什么名师，一切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天赋。这班人真蠢！好像世间竟有这种可能似的！……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10］(P250)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议论，有助于我们反思和纠正极端性质的“创新”理论和“独创”理论。 为密切跟踪当代文学变化，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逐步确立了以“文情现状考察”和“中国文学经验”为两大主攻方向。《中国文坛纪事》（1999年启动）、《中国文情报告》（2003年启动）是“文情现状考察”核心成果，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受到广泛关注。主持人白烨根据调研考察所得，为院《要报》撰写内参文章，如《青年作家队伍的现状与问题》《当下文学阅读的浅俗化问题》两文，提出要注意对青年作家的培养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国作协为此专门召开工作会议，定期举办全国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 当代文学研究室还曾联合全国30多家单位协作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迄今已出版80多种，计2000多万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 （二） 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工作 2014年1月，《人民日报》开辟《文学观象》栏目，就当前我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以对话形式进行探讨和辨析，有的放矢地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收获。主持“文学观象”专题研讨的张江教授，不仅亲自参与每期专题的设计与策划，而且每期的主持人语，都有精彩的见解，构成“文学观象”的一大亮点。如在《文学遭遇低俗》中，他说道：文学发展遭遇越来越严重的低俗之风。这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客观变化有关系，但更与一些创作者理念观念认识模糊密切相连。许多人认为，文学要接地气，就要“俗”。还有人宣称，只要老百姓喜闻乐见，无论俗与不俗，都是好作品。这话得仔细辨析。“俗”有通俗、低俗之分，通俗指向风格，低俗指向趣味。文学可以通俗，不能低俗。这些看法，直面当下文学现状，大胆言说文学基本问题，言简意赅，理直气壮，在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上，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与批评勇气。2015年，人民出版社将上年24篇“文学观象”系列论评文章结集为《原点、焦点与热点》一书出版。 （三） 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 中国的诗歌，从古诗到律诗，再到新诗，如何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一直以来是新诗研究的重点。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同志发表《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结合对诗歌创作问题的看法，谈及个人在诗歌形式上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新诗潮兴起，两个“崛起”，引发了长时间的论争。不过，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诗民族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高潮迭起。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创作，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创作。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系列创作，获得了较高的赞誉。《白鹿原》的意义在于，作者一方面试图探究民族文化和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努力从中重新发掘民族灵魂，发现人的价值，给文学界带来新震撼和自信［11］。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围绕莫言获奖的话题，从最初的欢呼雀跃，逐渐集中到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思考与总结方面。文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甚至长远，中国都迫切需要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以文学特有的人文理性精神，跨越文化差异，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让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文体超越了故乡这个狭义的乡土概念，超越了故乡日常生活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超越了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琐屑形象，超越了“怪诞现实”的物质形态，也超越了历史时间的盲目乐观(进化)和悲观(末世论)，并赋予了这些被超越的东西以真正的民间气质、信念和意义［12］。 2012年12月，文学所主管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京联合主办研讨会，主题就是“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有学者指出，莫言等人的创作证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传承了鲁迅的主题。在莫言的作品里面，鲁迅反复书写过的暴力、围观、嗜血的主题以及“吃人”的隐喻，包括对国民性的分析，在莫言作品中都是非常丰富的。和鲁迅相比，在深刻的程度、苛刻的程度上，莫言也是有进步的，他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某些观念，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描写，确立了反进化论的写作立场［13］。还有学者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虽然受到文学大师如福克纳、川端康成等的影响，但他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还是由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滋养出来的［14］。 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莫言的创作虽有其贴近乡土的一面，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创作核心是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一种延续，是对西方关于中国想象的某种印证。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早已走到莫言的前面。换一句话说，莫言的创作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历史语境中。有读者指出，莫言的小说展现的是“一个阴郁、悲凉、荒诞的世界，充满饥饿、暴力和非理性的欲望。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莫言所理解的人性，抑或中国人的人性？”［15］ （四） 关注新兴媒介变化 当前，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新的文学现象，网络小说、博客写作、微博信息、手机文学以及网络文学评论等，打破了地区、种族、文化的隔绝状态，以前所未有的迅疾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对传统形态的文学构成巨大挑战。网络文学的核心价值是“爽”。它可能刺激和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也可能会造成文艺的庸俗化倾向。文学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 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2013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专栏文章，“呼吁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确实，网络时代的发展，呼唤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不仅要追踪日新月异的文学变化形势，更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评述这种变化的因缘际遇及其发展趋势。这就需要建立“网络文学史”体系，评价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以及存在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