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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强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 《文学评论》复刊第一期刊发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王朝闻同志发表《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讨论艺术规律问题，认为形象思维、典型化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些有关文艺创作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些创作方法中的各个方面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同时，对文艺创作特殊规律的探讨，对违背文艺创作规律的种种谬论的批判，必须和文艺创作为什么人服务的动机，和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结合起来。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也就这些问题作了深入探索。陈涌认为，文艺反映的生活是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多方面的生活，因此，美学分析必须和社会历史分析，艺术特殊规律和社会历史普遍规律结合起来。李衍柱提出，典型化是一个以少总多、以形写神, 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过程，是通过偶然揭示必然、通过有限显示无限的过程，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艺术实践过程。这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当代文学创作中很多人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也与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不无关系。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蒋孔阳《说丑》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与此相关联，是如何认识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由于歧异是一种积极的运转的能，使万物不断更新，它不应受一个中心意旨的压制。这种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内涵，可以藉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一时间被推为显学。早在1962年，钱钟书就发表《论通感》，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心灵论》与中国的《乐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他指出，在日常生活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或“感觉移借”。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成为热门，各种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著作蜂拥而至。在众多著作中，吕俊华的《自尊论》《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艺术与癫狂：艺术变态心理学研究》等，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文学，很有影响。80年代，林兴宅在《文学评论》发表《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论述了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三个层次，提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有机整体观念。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以拼音文字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看字听声，“闻声知情”，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有“断”。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之的“连”有所不同［3］。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史研究，就有可能别开生面。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黄浩的《文学失语症》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探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可能性以及若干途径。季羡林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为此，《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意设专栏，精心择选出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由此引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大讨论。 世纪之交，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及其发展状况，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1999年底，《文学前沿》主办“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研讨会，就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以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讨论。此后连续几年召开“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变革时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全球性对话”等研讨会，试图对丰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文化解答。文学研究所也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用于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文学所的研究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的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立场和情怀。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取缔了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和死亡。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P82)。文学观念的变迁和文学研究的推进，始终是在社会语境的制约中产生和发展。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看到历史语境的变迁和重大转折，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这样才能对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已超出“文化研究”本身，由此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其实，这又涉及学科边界问题。一方面，我们画地为牢，各说各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还相互怀有偏见。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历史常有偏见，觉得他们见物不见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文学界也有成见，认为文学研究是见人不见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文学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甚至是对哲学的间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与社会的本质与真理。文学、历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哲学研究没有学问，因为他们物、人皆不见，只讨论形而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彼此了解，也都知道，历史可以为文学提供直接素材，文学也可以是历史与哲学的反映。譬如，对于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研究，文史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大体是相同的，只是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谈到屈原，我们不仅想到屈原的思想和形象，还有他的时代，他的生存环境，还有楚地风物等等，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内部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就很有必要。问题是，这些话题说了很多遍，学术界也多有尝试，但成功者有限。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从古代文学研究到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最后还会研究到史学、哲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每一部成果都可能引起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多数所谓成果如天边游云一样散去，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他们的作品。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爱用训诂学上“一声之转”的方法，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由丙到丁，转来转去，似乎古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有可能产生关系。学术研究允许根据一些材料发挥适当的想象，就像跳远，脚踏实地，跳出一步，对古人抱以了解之同情。但仅此而已，不能再据以进行三级跳。学术研究不是学术创作。多学科跨界研究在方法论上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忽视了学术有边界、学术有内涵的基本道理，忽视了外延不能无限扩展的规矩。无节制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获得暂时声誉，却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往往后继乏力，其成果也很难长久保存下去。这样的成果，可以浪得虚名一时，却让作者付出一生的代价，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提倡文史哲不分，并非要求文学研究者去从事历史学、哲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而是要指出学术研究需要注意学科边界问题。 （四） 跨学科研究：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 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聚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在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歌谣、谚语、小戏以及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间”的涵义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国内外学术发展的新形势，这个研究团队在强化已有优势基础上对研究重点和研究领域多作调整，发挥集合优势，在原有《中华民间文学史》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国民间文学史》［5］，涉及多种民间文学研究分支学科，获得海内外同行的重视及好评，已被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次，强化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关注中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前沿问题，注重对学科理念作深度反思，对关键词作系统梳理。同时，审时度势，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现在的趋势看，民间文学、民俗文学、民族文学乃至比较文学，殊途同归，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突破。譬如民族文学问题，现在越来越引人注意。过去，国内很多民族院校文学系通常开设有汉民族文学经典阅读课，对《诗经》《楚辞》等文学名著以及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著名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有详尽的介绍。相比之下，内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学经典，似乎鲜有介绍。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被纳入中文学科建设的规划中。201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又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热烈讨论，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一致认为有必要努力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时代作用。这次会议引起了学界和在京媒体的共鸣与关注。《文史知识》编辑部又组织专栏，约请一些中青年学者撰写文章，展示新一代学者的宏观思考。 再譬如比较文学问题，郑振铎先生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来解析汤祷传说，重释经典文献的文化意义，开启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名著，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热”“文化热”风起云涌，研究者渴望“走向世界”。在这样背景下，文学研究所在1985年以《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为基础，组建了文艺新学科研究室。1990年，该研究室更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2002年，文学研究所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将文学人类学、比较神话学作为主攻方向。 这两个方向，又与现在比较时髦的“钞本理论”有内在的关联。 近年，随着记忆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将历史的发展，分为口述文化、记忆文化和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这三个阶段。这种理论主张，与当前所谓“后真相”（post-truth）思潮相关。尼采说，世界上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解释。这就涉及历史的角色塑造问题、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的同异问题。依据这种理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 以屈原和《楚辞》为例，早在上世纪初叶，就有部分学者怀疑屈原的存在。他们的主要根据，一是先秦史料未见屈原名字，二是《资治通鉴》未写屈原事迹。廖平《楚辞讲义》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又说：“《楚辞》为词章之祖，后人恶秦，因托之屈子。”胡适《读楚辞》也说：“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冈村繁《楚辞和屈原》认为很多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6］朱东润先生虽然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但他在“楚辞探故”的系列文章中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九歌》是汉武帝时的作品，《九章》中的作品多数也成于武帝时代，《天问》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这实际上也否定了作为文学家的屈原的存在。对此，郭沫若撰文逐一批驳。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又重提这一话题，国内出版了《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7］、《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8］、《现代楚辞批评史》［9］等，可以说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总清算、集大成。从中国人的情感来说，屈原的存在，不能否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情感不能代替学术。早期文献传播途径不同，同一故事便有不同记载。有关《西京杂记》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倪豪士根据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这个细节，推断这部书出现在齐梁中后期。类似情形，《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等，故事来源各不相同，故事情节细节都有出入，就有一个互文性问题。即便是同一本书，前后记载也可能矛盾。比如《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很难说一定是个人所著。《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刊发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楚辞〉的时间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时间观念往往是循环式时间观念，直至永远。这个时期的人们基本上感觉满足，较少忧虑。进入文明较高阶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团统治后，新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产生。这时的人们开始充满忧虑，时间的背后是悲剧性的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这样的观念看《离骚》，就有三个时间观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发以前的部分。从时间观念来说，这个部分是在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所以他放弃直线性质的时间，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发。第二部分记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们的接触，描写的是主人翁在圆形时间里的彷徨。第三部分是第二次出发以后记述新的天上游行，从空间观念来说，是以迈向更宽广的地域为目标进行的彷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时间。这个时间超越直线性质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是充满喜悦的绝对性质的时间。所以会有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从逻辑上来推断，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叙述者造成的。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读《离骚》时，可以读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这种文本细读，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个结论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种现象，即早期文献以某人命名，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又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这也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后被写定。在流传过程中，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最终形成文本文献。因此，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定本，哪些内容是后人叠加进来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照此推论，先唐文本文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19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12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 问题是，最近40多年，出土文献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过去我们常常依违两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释古”，或曰“走出疑古时代”，其本质还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现存史料。所谓钞本理论一个基本的态度是，承认古史材料矛盾的存在，具体材料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近年，有一种从“国学热”到“古典学”的倾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纷纷开展钞本理论研究，有的还成立古典学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引导学者引入欧美研究古希腊文化、圣经文献的学术方法，虽然还是初步的尝试，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