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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向明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首先，在文学理论热点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仍居指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文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强，跨学科研究逐渐兴起。其次，在当代文学思潮方面：学界围绕当代文学创作展开了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的研讨，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工作日益活跃，学界开始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新兴媒介所引发的许多新文学的现象受到关注。再次，在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纵向的历时性研究持续升温并引发“细读文本、重回经典”的学术思潮，横向的共时性研究成果丰硕，学界开始关注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综合文献研究以系统整理史料工作为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最后，在文学普及工作方面，选编历代文学经典作品是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回顾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前提下，学术工作者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关键词: 文学理论热点； 当代文学思潮； 文学史；文学史料研究； 文学普及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引 言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迎来三个60年，一是2013年的建所60周年，二是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三是今年《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再往前推若干年，时值世纪之交。由于这些特定历史节点的缘故，我曾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史作过比较系统的梳理，也组织过若干纪念活动，并编纂纪念文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文章联系起来看，确实可以看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些重要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五点： 第一，新世纪前后，学术界对于刚刚过去的百年历程充满好奇，渴望探索。无论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研究业绩的梳理，都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 第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昭示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念的更新。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问题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学科意识的强化与学科的确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业绩之一，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固有学科的清理整合。 第四，在清理整合学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于过去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有所反思，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回归传统、回归文学经典、强化个案研究的倾向。 第五，新世纪的研究呈现出转型迹象，也提出了转型时期若干重要的问题，包括最基础的问题，譬如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职能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尺度评判文学？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文学？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也应重新给予审视。譬如，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传统的关系，文学研究与市场的关系，文学观念与文学史料的关系，坚守文学与拓展领域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这就涉及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方面，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当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而今，又是十年过去。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迎来建院40周年大庆，要求我们对过去4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略作回顾。实际上，文学研究所的历史早于院部，成立于1953年，最初隶属于北京大学﹐1955年归属中国科学院﹐1977年才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文学、数字信息等研究室；主办《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学年鉴》等三份刊物；代管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等七个全国性学术社团；另设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等四个非实体研究中心。可以说，文学研究所学科齐全，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所有学科。 在此，我想以文学研究所科研工作为中心，结合本所主管的三份学术刊物、七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四个非实体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尝试从一个侧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凡是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述过的内容，这里暂且略而不论。 一、文学理论热点 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文学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研究室承担着当代诸多文学理论问题研究的重任。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所的科研重点。文学理论组首任组长蔡仪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与此前主要以进化论为圭臬的思潮形成鲜明对照。五六十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建国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产生广泛的影响。世纪之交，钱中文、王春元、杜书瀛等撰写《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原理·作品论》《文学原理·创作论》，侯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美学思想史》，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许明主编《华夏审美风尚史》等，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传统，围绕着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2009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与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力合作，开展了许多活动。2010年以来，该中心主要成员参加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研究工作，是我院参加该工程人数最多的单位之一。同时，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建设，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新锐的专业理论人才。 2014年，我院实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为会长，牵头成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同年9月，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正式成立。除日常研究外，每年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综述”，为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前沿报告”。同时，还承担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秘书处工作，组织召开会议，出版文集。自2016年始，论坛集刊定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辑刊，每年两期。《文学评论》还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专栏”，定期刊发本所及国内外学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深刻阐述了有关文艺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是今后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积极健康文艺批评”研讨会，同时，举办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责任、有义务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分析，科学回答，及时明确地发出正确的声音，切实发挥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努力让文学创作真正回到人民中来，从对市场的依附中解脱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继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中，有12人从“鲁艺”走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自聆听了《讲话》，并坚持把《讲话》精神贯穿到文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在文学所人心目中，5月2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每到这一天，何其芳同志总要在党报上发表阐释文章。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以及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2017年纪念讲话发表75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统一思想认识，取得若干重要的共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的必然结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系统总结共产党领导下的“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双创”原则，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中的“中国经验”，两个“讲话”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加强海外文学名著与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所长就组织编写《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三套丛书，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这些著作现已汇编为《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9种30册，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印。在此基础上，文学所又组织编选《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西方文论经典》等论著，围绕“世界文学”概念、文艺批评的“民族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当代艺术的处境等问题，梳理资料，提供进一步研讨的线索。 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近年研究的热点。卢卡契的《审美特性》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认为审美表现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文学所专门组织研讨会。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注意到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1］就流亡与救赎主题、艺术想象与历史想象异同问题、悲剧的意识形态色彩问题展开讨论，极富启发性。譬如关于流浪与流亡的区别，伊格尔顿指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漂泊无定，到处流浪。他被边缘化，也可能自认倒霉，心安理得，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这是一种流浪者的心态，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他可能在官场体制中，但他依然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很难融入固化的体制中。身处魏阙，心在江湖。他渴望改变体制，却又无能为力。这种心态，可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流亡状态。关于悲剧，通常的理解，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伊格尔顿又强调指出，“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悲剧也许是最具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个非常排外的领域。因此，我们唯物主义者必须用我们粗鄙的手取得它，而不是以布莱希特的方式摈弃它。确切地讲，悲剧的观念必须被重新职能化，以供另一种政治和美学所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