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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后续判断句句首“是”的性质
（《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巴蜀书社2001年） 肖娅曼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50年代以来，汉语判断词“是”产生的时代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争论的焦点在：判断词“是”是否在先秦就已产生？为此，《论语》后续判断句居於句首的“是”[1]，大家都很关注。本文试用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基本方法，对《论语》中存有争议的这类“是”作一个大致完整的分析。 一 语句是分层组合的层级单位。从低到高，每一层级的语言单位都是由两个直接成分组合而成。如果不考虑特意强调某一成分的语用因素，从语句平面看，层次越低的语言单位，结构越紧凑，主谓之间的结构相对最为松散，其次是述宾之间，等等。这一切都在语言形式上反映出来。 语言的形式是语音，它反映了语言的这种层级性，但这种层级性被平均占有相同空间的汉字所掩盖。要认识语言现象，我们就要摆脱文字的干扰，直接从语言形式——语音入手。语句以语流形式出现，语流的各个音节，不是像汉字平均占有相同空间那样平均地占有相同时间，而是层次高、结构关係鬆散的直接成分之间就读得较为舒缓；层次低、结构关係紧密的必然读得相对紧凑。无论哪一级结构之间，都有这种相对的语音界限。例如下面两组语言结构： 1．百里奚，虞人也 。 荀卿，赵人。[2] 2．虞人百里奚 赵人荀卿 两组四个语言结构都是“名词 + 名词”，但语音上，第1组的两个名词之间有一个语音界线，显示出它们结构上较为松散；第2组的两个名词之间没有语音界线，显示出它们的结构较为紧密。这是因为第1组是主谓结构，结构层次高；第2组是同位结构，结构层次低。如果语流不以正确的方式体现语言的层次结构，就会引起理解困难甚至混乱。如果语言结构因语音编码错误，如“荀，卿赵人”或“荀卿赵，人”，就难以理解。 根据结构主义原理，判断句最上层由判断对象和判断两个直接成分组成；判断部分作为次级结构，又二分为“判断语音标记”和“判断内容”。用S代表判断对象，P表示判断内容，⌒表示判断语音标记，判断句公式为： S（⌒P） 这就是判断句的底层，乔姆斯基所谓“深层结构”。显然，S和⌒P之间有一个较大的语流时值，⌒和P之间相对祗有较小的语流时值。例如： 克己复礼 为 仁。 （《论语·颜渊》） S （⌒ P） 当这种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时，判断标记⌒生成两种形式：A型，隐性判断标记（表现为S最后一个音节的延长，以显示其与后面成分之间有一个显著的语音界线），我们用“⊙”表示；B型，显性判断标记（表现为判断词或起判断作用的词，如“是”“乃”等，），我们用符号“X”表示。这样，底层S（⌒P）就有两个转换生成形式：   关於这个音值的存在，我们可从其书面记录符号的名称上看出。古人所谓“句读”（读为“勾逗”），“读”读为“逗”，表明语流在这里有一个“逗留”，亦即停顿的音值。这个语音空档，严格说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语音形式，决不是空的。我们在书面上加以一个逗号，就是为了表明这个语音形式的存在。这里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那就是：标点符号（指点号）也跟文字一样，是对语音形式的书面记录；反过来说，一个标点符号所对应的是一个实际的语音形式。“句读”或作“句投”，《文选》马融《长笛赋》“故聆曲引者观法与节奏，察度与句投”李善注：“投与逗，古字通。投，句之所止也。”《辞海》解释“句读”：“也叫‘句逗’。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讲成“语意未尽而须停顿”是不准确的，其实这个停顿本身就是一个语音形式；在判断形式中，我们称为“隐性判断标记”。 二 关於《论语》中后续判断句句首的“是”， 有两种意见，以马建忠、杨树达先生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这类“是”为判断词[4]；以黎锦熙、王力先生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类“是”为代词[5]，起複指作用，意为“这”，相当於先秦时期的指代词“此”或“斯”。我们认为，《论语》里的“是”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非判断句和“为”判断句中的“是”确实是代词，[6] 相当於“斯” （《论语》中没有“此”）， 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为政》）但非“为”判断句中的“是”，却与“斯”不同：“斯”仅仅是代词，而“是”则还具有判断性。下面是《论语》中后续判断句居句首的“是”字句和“斯”字句： “是”字句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颜渊》） 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八佾》） 德之不脩，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虎兕出於柙，龟玉毁於椟中，是谁之过与？（《季氏》） 子路宿於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季氏》）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颜渊》）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斯”字句 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尧曰》） 从文字符号看，“是”和“斯”似乎处於完全相同的语法位置，都複指前文，都是自己所在分句的主语，都与自己后面的成分构成主谓结构。假定果真如此，其语音形式也应当一样，但当我们将它们带入判断句公式S（⌒P）时，情况却不是这样。例如：  事实上，虽然我们理论上认为这些判断句中的“是”是指示代词，但在读它们的时候却仍然读为B型，这透露出我们下意识是把这种“是”作为判断词理解的，而下意识的语言行为往往体现语言的本质。 认为这类“是”不是繫词祗是指示代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上古汉语名词和名词性词组毋须繫词帮助就可构成判断句，如“他人之贤者，丘陵也；仲尼，日月也。”（《论语·子张》）“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我们将这两句也代入判断句公式：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所有指代词“斯”都能用“是”替换，而“斯”却不能替换这类“是”， 如“先王之道，斯为美”一句，可说成“先王之道，是为美”；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不能说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斯知也”。这表明“是”具有“斯”的语法功能，又超出它的语法功能，“是”超出“斯”的语法功能正是它的判断功能。 三 赞成这些“是”为判断词的人提出的重要论据来自《论语》中下面一段话：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微子》） 这段对话有两个事实支持“是”为判断词的意见：一、“是鲁孔丘之徒与”的“是”祗能讲成判断词；二、此段对话中“为”与“是”交替使用，作用相同，“为”是判断词，“是”也就是判断词。 这个“是”之所以祗能讲成判断词，因为“是”祗作近指代词“此”讲，不作远指代词“那”讲；即使可讲作远指代词也讲不通，“因为桀溺当面问子路，不可能说‘那人是鲁孔丘之徒吗？’”[7] “是”更不作人称代词“你”讲。因此，这个“是”只能是判断词。 今天一般认为“子为谁”一类判断句的“为”具有判断功能，这类具有判断性的“为”在先秦文献中很常见，不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出现，《论语》中就有不少，如：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礼之用，和为贵。（《学而》） 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 里，仁为美。（《里仁》）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雍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宪问》）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子张问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阳货》）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穀不分，孰为夫子？（《微子》）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子张》） “为”具有判断功能，“是”又能与“为”交替使用，“是”也就具有“为”的判断功能。此外，排除语用因素，这类“是”和“为”读法相同，它们与其后的成分之间都没有显著的语音界线，都占据着判断语音标记位置，即都读作判断词。 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所说，“为”又主要用作实义动词，所以它的确不是“真正的繫词”，而祗是一个具有判断功能的“准判断词”。那么，“是”是一个与“为”完全相同的“准判断词”吗？ 对上引那段对话，无论是赞成还是否定“是”“为”判断性的双方都只注意到“是”与“为”的相同之点，而忽略了另一点：“是”与“为”所处的语法位置并不完全相同。4个“为”判断句，有2个问句，2个答句。问句的“为”前都带有主语，为S（XP）式；祗有答句省去了主语，为（XP）式。4个“是”判断句，有2个问句，1个一般判断句，此三句却无一例外都是（XP）式；1个答句。此四句有一个共同点：“是”都居后续句句首。不仅此段对话中是这样，前面所列举的具有判断性的“是”无一例外都居句首——这正是主语的位置。这就是说，“是”又同“斯”一样，具有代词性。 马建忠、杨树达先生看到了这类“是”具有判断性的一面，黎锦熙、王力先生看到了它具有指代性的一面，双方之所以长期争持不下，就因为这类“是”确有判断性和指代性，但又不是祗有判断性或祗有指代性，而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样就可解释许多问题，如王力先生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是”“为”都有判断性，为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能说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知也”？[8] 前面已讨论过此句“是知也”的“是”不能被“斯”替换，因为“斯”祗有指代性，没有判断性；此句“是”为何不能用“为”替换？因为“为”只有判断性，没有代词性。上古主语简单的判断句，一般用“为”表判断；当判断句的主语很复杂，为一个以上分句或句子时，由於主语有自己的主语和谓语，或有述语、宾语，为明确判断对象和判断之间的关係，就须用既具指代性又具判断性的“是”複指主语並对其作出判断。前段所引对话中，子路回答长沮“是鲁孔丘与？”一问的回答为：“是也。”“是也”意为“执舆者正是鲁孔丘”，因此“是也”是一个判断句。“是也”为何能单独作出判断，“斯也”“为也”为什么就不成话呢？这正因为“是”既有代词性，又有判断性，故可构成完整判断句；而“斯”只有代词性，“为”只有判断性，因此它们都不能单独构成完整的判断句。 这类“是”既与“为”相同，是显性判断标记X的体现者，具有判断性，又没有“为”所具有的句中位置；它既与“斯”一样总居於句首S的位置，又具有“斯”没有的判断性。从语法分佈上讲，它实际同时占据着主语和判断词两个位置。“是”的这种特点用判断句公式表示即为：  从语音上说，这类“是”虽读作判断词，占据着判断标记位置，但这个语音标记还不易为人察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判断性尚未凸显出来，还是隐性的。从语法角度看，这类“是”祗居句首，不能居其他主语后，前面不能带副词，这些显性特征表明，它即使起着判断词的作用，仍披着代词外衣，它的显性语法特征仍为代词。由於它还是暗中行使判断词职能，因此，我们称它为“判断性代词”。 判断性代词“是”要发展为判断词，首先就须摆脱代词性，其重要标志为“是”前带主语、副词状语。《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0]一句，已显露出这种迹象。这两个“是”之所以引起争议，就因为无论理解为判断词（X），还是理解为代词主语（后出现⊙），都是正确的语句，这和其他祗能居於句首的“是”毕竟不同了。今天看到的有关判断词最早的出土文献中，“是是饿鬼”[11]、“是是竹彗”[12]中的“是”（代词、）“是”（判断词），正是一身而二任判断性代词“是”分化的表现。 整部《论语》，我们发现约有14个判断性代词“是”，据初步统计，约占《论语》全部判断句的百分之十几。如果把判断词的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将“是”前带主语、带副词看作判断词“是”产生的标誌，结论应该是：1、《论语》中居於后续判断句句首的“是”既不是单纯的代词，也不是单纯的判断词，而是兼有指代性和判断性的“判断性代词”；2、判断词“是”已经开始萌芽，标誌为这类“是”读法上与具有判断性的“为”相同。 -------------------------------------------------------------------------------- [1]“后续判断句”指话题开始后，后句对前句进行判断的判断句。 [2]《孟子·万章上》、 《史记·荀卿列传》。 [3] 《为政》、（《宪问》）。 [4] 马建忠《马氏文通》卷一，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版； 杨树达《词诠》第223页，中华书局，1954年11月版。 [5] 王力《汉语史稿·繫词的产生及其发展》，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汉语语法史·繫词的产生及其发展》，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黎锦熙例见《中国文法要略》第91页，观点参见王力《汉语语法史》第185页 —186页。 [6]《论语》中只有三个“无乃”，故《论语》中没有“乃”判断句。 [7] 王力：《汉语语法史》，第186页注 ③。 [8] 王力《汉语语法史》，第186页。 [9]《汉语史稿》，第349页。 [10]《论语·里仁》。 [11] 云梦睡虎地秦简。 [12] 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