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代帝王庙之创制与朝天使之观感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洪武六年（1373），“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2]，“以答禄与权言”[3]，“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正殿五室”。[4]分别崇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高祖（后以唐太宗代替）、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次年，庙成，“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朱元璋亲自祭奠。后不幸遭火灾焚毁，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重建竣工。重建之时，洪武二十一年（1388），礼部尚书李原名建议，设立从祀诸臣[5]，“于是定以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愽尔忽、愽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有七人从祀历代帝王庙”。[6]乃是辅佐诸开国之君的重臣，这样就奠定了历代帝王庙崇祀的基本格局
从最初崇祀对象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主要对象是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君，但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并不在崇祀之列，认为他们功德有亏，故而未列入。第二，尽管朱元璋起兵时，曾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元世祖却在崇祀之列，体现了他承继元朝以来的大统。与此同时，朱元璋“命建历代帝王庙于中立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庙”[7]，以示特别重视。这种帝王庙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了宣示正统之意。南京建庙之同时，在中都凤阳，也设立了同样的帝王庙，规制样式，一如南京。
朱棣借“靖难之役”，推翻建文政权，即位不久即迁都北京，各种制度加以重建，南京依然保存旧制。但历代帝王庙在北京并未重建，而是保留南京的旧庙。明世宗继位后，经过“大礼议”的洗礼，明礼制有很大变化。嘉靖九年（1530），遂令在北京西建历代帝王庙。十一年（1532）夏，庙成。北京历代帝王庙重建之后，出现两个变化：第一，南京的帝王庙有塑像，北京则只设神位，不立塑像，简单化了。第二，将元世祖的神位撤除。最初庙成之时，尽管有翰林院的人上奏，请求撤除元世祖神位，部议不准，认为祖制不得违背，遂得以保留。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庚子，“礼科给事中陈棐言元世祖以夷乱华，不宜庙祀，下礼部，集廷臣议如棐奏”。[8]明世宗遂听从建议，将元世祖及其从祀诸臣撤除，南京历代帝王庙亦撤其塑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因为嘉靖一朝“北虏”问题，始终非常严重，成为朝中不得不应对的棘手问题，故而贬斥之声不绝。明世宗最终采纳这种意见，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于历代帝王庙这样的变化，朝鲜朝天使[9]们未必清楚。不过，当时的朝鲜王朝尊奉“慕华”的原则，行“事大”之礼，对于明朝的文物制度都极为关心。事实上，当时的朝天使到北京后，行动并不自由。明朝初年，朝鲜使臣较之别国使臣，行动较为自由。《稗官杂记》载：“本国陪臣到燕，旧无防禁。”《明实录》亦曰：“先是，四夷贡使至京师，皆有防禁，五日一出馆，令得游观贸易，居常皆闭不出，唯朝鲜、琉球防之颇宽。”[10]但是，嘉靖年间明朝臣发现朝鲜使臣购得地理志《大明一统志》等书，认为于国不利，应当禁止，“因闭馆门，俾本国人一切不得出入，遂成故事”。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国王派礼曹判书苏世让出使明朝，要求礼部放宽门禁，明朝遂以五日一次，开放门禁，朝鲜正使及书状官方可出馆游观，其他人则不得出馆。这个政策只实行一二年就又严格起来。凡朝鲜使行人员，不得随意出馆门，即便公事出行，必有票帖方能出去，否则严禁出入。[11]以后朝鲜使臣之门禁时严时宽，但并无根本变化。李民宬（1570-1629）于万历三十年（1602）出使明廷，只有公差之时，才能出馆，否则皆留于馆中。即如其言：“（二月）初四日在馆。初五日在馆。初六日在馆。初七日在馆。初八日在馆。初九日在馆。初十日在馆。自初四日至初十日，以释奠致斋，郎官皆不坐。”[12]因为明朝郎官不在朝，李民宬等只好在会同馆舍干耗着，根本就不能外出游观。使行完毕，临回国前，又有数日在馆滞留，从三月十四日开始，到二十二日，皆留馆不出。其言：“十三日谢宴。十四日在馆。十五日在馆。十六日在馆。十七日在馆。十八日在馆。十九日在馆。二十日在馆。二十一日在馆。二十二日在馆。”[13]在这样严格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北京的游观可以说极为有限。即便这样，还是留下了他们对于历代帝王庙的相关记录。
郑士龙（1491-1570）是较早记载历代帝王庙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庙成，嘉靖二十三年（1544），郑士龙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曾路过此庙，并留下了一首诗曰：“演礼朝天两过门，仰瞻神彩绚朝暾。祀从圣祖修来远，制到明时礼益尊。联庑勋庸环配食，贞珉奎藻焕皇言。虚无崇奉殚民力，往代规为不足论。”[14]诗中揭示他曾两度从历代帝王庙门前经过，或许就此游览了此庙。这恐怕是朝天使最早记录北京历代帝王庙的诗。
朝鲜性理学家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分别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万历三十九年（1611），两次出使明廷。第一次为书状官，以贺圣节出使。第二次因为明中极殿、建极殿火灾，以进慰使再赴京师。使行途中，或许有机会观览历代帝王庙。在其百科全书式的名著《芝峰类说》中，有专门讨论历代帝王庙的条目，录之如次：
中朝历代帝王庙神版告文称曰：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按《史记》：黄帝号有熊氏，姓公孙，后改姓姬，名曰轩辕。《续文献通考》、《吾学编》等书，以为改以黄帝有熊氏可矣。且尧舜之称，据《史记》则尧、舜为号，而放勋、重华为名。据《尚书》则尧、舜为名，而放勋、重华为赞辞。又《孟子》放勋曰云云详。放勋，本史臣赞尧之辞，孟子因以为尧号也，然则从《尚书》似是。
按：洪武中，立历代帝王庙。岁仲春秋，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汉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后以文王虽基周命，终守臣节；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祀，祀于陵。至嘉靖朝，又罢元世祖祀。从祀名臣：风后、力牧、皐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俊（浚），凡三十二人。余谓稷、契之不预从祀，盖以商周之祖也。[15]
这是朝鲜著作中比较系统介绍历代帝王庙的，其对历代帝王庙崇祀人员的介绍，有些明显的出入。第一，作者对于历代帝王庙的建制沿革，比较清楚，了解从洪武到嘉靖年间的变化。第二，特别提出嘉靖年间罢元世祖之崇祀，故从祀名臣中，没有木华黎、愽尔忽、愽尔术、赤老温、伯颜五人。第三，李睟光对这个崇祀名单略表不同意见，“余谓稷、契之不预从祀，盖以商、周之祖也”，在他看来理应将稷、契入崇祀之列，因为他们是商、周的始祖。他这么看，也是不大理解朱元璋最初创建历代帝王庙的用意。
李民宬（1570-1629）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以王世子册封奏请书状官，出使明朝；天启三年（1623）又以奏闻使书状官，再度出使明廷。第二次赴京时，他游览过历代帝王庙。借参稽演示礼仪，得以观览。在他的《朝天录》中，有过如下记录，其曰：
（天启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乙巳，参再度演仪，谒历代帝王庙。庙在景德街，神农、伏羲、少皞、高阳、黄帝、尧、舜、汤、武，位于正殿。汉高帝、光武，配于东。唐太宗、宋太祖，配于西。名臣则东庑，自风后而终于岳飞；西庑自力牧而终于张浚。其间取舍，有不可晓者多矣。夕，伴送许选辞归。[16]
可见，李民宬观览历代帝王庙后，颇多疑惑，就是为何选某帝王、某臣，他十分疑惑，故言“其间取舍，有不可晓者多矣”，明代朝鲜朝天使在宫中并无行动自由，他们外出参观的可能性比较小，他提及参观之时，由伴送官许选陪同。他写了一首《历代帝王庙》的诗曰：“凤城西陌郁岧峣，古殿阴阴锁寂寥。圣帝经纶垂后世，宗臣勋业炳前朝。日临彩幄龙文动，风入修廊羽葆摇。坐久松林清籁起，却讶笙鹤下层霄。”[17]可见，朝鲜朝天使们尽管在北京期间，并没有自由外出游观的机会，但他们还是在北京城里行走之时，注意到了历代帝王庙，最早的记录出自郑士龙，而李睟光与李民宬两次赴京，他们二人游览过历代帝王庙，对于此庙的记录也较为详尽。不过，他们的字里行间，显露出对历代帝王庙的帝王选择与座次安排，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留下很多疑问。从中看出，朝天使所关注的层面与明朝君臣并不相同。
清代历代帝王庙之变化与燕行使门禁之调整
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入主中原。清承明制，继续沿用历代帝王庙，不过，从顺治开始，就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了改造。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大肆改造，增添了许多新的帝王。乾隆中期以后，随着门禁的开放，朝鲜燕行使在北京可自由游览，这样就给他们观览历代帝王庙提供了可能性。
顺治元年（1644）六月甲申，清以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18]，以示承继明朝大统，这是清朝宣示正统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顺治二年（1645）三月，“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19]一反明世宗的做法，将历史上各游牧民族政权帝王神位，皆请入庙中。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于历代帝王庙。”[20]进一步增加崇祀的帝王，逐渐扩展到更多的帝王。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康熙帝特别颁布谕旨，论及历代帝王庙崇祀问题，制定新的崇祀标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21]一年以后，再次论及此事，“一是对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的君臣都要重视……二是对亡国之君也要具体分析。比如明朝亡国，并非崇祯之过，而是坏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故可祀崇祯，不可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22]礼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拿出入祀名单，164位帝王，79位名臣。尚未来得及上报，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后，礼部以遵大行皇帝康熙圣祖之名，增历代帝王庙中崇祀帝王之牌位，曰：
历代帝王庙，原祀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世祖、唐太宗、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二十一位。今拟增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扄、厪、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元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皇帝、文宗、宁宗、明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皇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皇帝、凡一百四十三位。其从祀功臣。原祀黄帝臣风后、力牧，唐虞臣皋陶、夔龙、伯夷、伯益，商臣伊尹、傅说，周臣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汉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唐臣房元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张巡、许远、李晟，宋臣曹彬、韩世忠、岳飞，金臣斡鲁、粘没喝、斡离不，元臣木华黎、伯颜，明臣徐达、刘基三十九人。今拟增黄帝臣苍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侯、仲山甫、尹吉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辽臣耶律曷鲁，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元臣不忽木、脱脱，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凡四十人。得旨：是。依议速行。[23]
这次调整，历代帝王庙的崇祀有着关键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从明初朱元璋创设历代帝王庙开始，一直以开国之君为主要崇祀对象，直到顺治年间，增设几位君主，还是依从这样的原则，并无实质上的改变。而此次将崇祀对象扩展到历史上大多数帝王，数量大大增加。原来只崇祀21位帝王、39位大臣，现在增加了帝王143人，帝王数达到164人；又增大臣40人，大臣数达到79人。人数大大增加了，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这也是清朝在建构正统问题上的一次努力。
重视游牧民族所建立王朝帝王的入祀，其中辽朝5位、金朝3位、元朝9位，这三朝入祀帝王比较多。《清史稿》言：“初，明祀历代帝王，元世祖入庙，辽、金诸帝不与焉。至是用礼臣言，以辽、金分统宋时天下，其太祖应庙祀。元启疆宇，功始太祖，礼合追崇。从祀诸臣，若辽耶律赫噜，金尼玛哈、斡里雅布，元穆呼哩、巴延，明徐达、刘基并入之。”[24]这样，崇祀的对象增加，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给予同等对待，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特性。
凡德行有亏、昏庸无道、亡国之君、分裂时期的帝王，不被录入。如秦始皇、秦二世、汉献帝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帝王们都没有列入。明朝建文帝、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四帝未录入，但崇祯帝被录入，诚如前面提到的，康熙帝认为明朝亡国，应从万历帝开始算账，光宗、熹宗皆责无旁贷，却让崇祯背负亡国的骂名，不公平。故录崇祯入祀，而舍神宗、光宗和熹宗。
乾隆年间，对于入祀帝王神位，继续完善。乾隆元年（1736），将建文帝神位入帝王庙中，设位明太祖下。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乾隆帝看《大清通礼》，又查看了康熙帝命增祀谕旨，感觉大臣们理解有误，遂下旨撤汉桓帝、灵帝神位，增东西晋、北魏、前后五代等21位帝王神位入祀，使入祀帝王达188位，从而使崇祀人数最终定谳，从祀名臣则未增加，不过，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关帝庙，算是增加了一位从祀名臣关羽。
清朝在调整历代帝王庙崇祀帝王神位之时，他们对于藩国朝鲜王朝的政策，也一直在调整之中。入关前对朝鲜使臣控制极严，入关后则不仅大肆减少岁贡，而且对于朝鲜燕行使的赴京限制也逐渐放宽。朝鲜王朝君臣坚守程朱理学之华夷观，视清朝为夷狄，自视为“小中华”，尽管政治上被迫臣服清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标尊周思明策略，在文化心态上贬斥清朝。[25]清朝则反其道而行之，逐步向朝鲜施恩，而优待朝鲜使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26]就门禁而言，清入关前控制甚严，入关后相当宽松。“三藩之乱”以后，康熙对朝鲜使臣，大开方便之门，以后门禁形同虚设。朝鲜使臣可任意出入馆舍，使臣带来的子弟亦可以任意游观。[27]乾隆年间，燕行使们在北京期间行动自由，毫无障碍。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1731-1783）对门禁有过详细记述，并有所评论曰：
贡使入燕，自皇明时已有门禁，不得擅出游观，为使者呈文以请，或许之，终不能无间也。清主中国以来，弭兵属耳，恫疑未已，禁之益严。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谓东房不足忧，禁防少解，然游观犹托汲水行，无敢公然出入也。数十年以来，升平已久，法令渐疏，出入者几无间也。但贡使之子弟从者，每耽于游观，多不择禁地，衙门诸官虑其生事，持其法而操纵之，则为子弟者倚父兄之势，呵叱诸译，以开出入之路。诸译内逼子弟之怒，外惧衙门之威，不得已以公用银货行赂于衙门，以此贡使之率子弟行者，诸译心忌畏之如敌仇，凡系游观，务为秘讳，如山僧厌客而匿其名胜也。[28]
由此可见，康熙末年以后，清朝对于朝鲜燕行使的门禁，根本就不是问题。使臣可以随时随意出入，四处游观。更有甚者，燕行使臣所带去的随行子弟，往往不择禁地，随心所欲，哪儿都敢去，以致于朝鲜燕行译员，怕他们惹是生非，若有游观之事，故意不告知他们。其实，就洪大容本人来讲，他就是随其叔父前往北京的，他自言：“自身无职，欲一见中国，随季父之行而来。”[29]他在北京期间，行动非常自由，毫无限制，在北京市内，随意游观。洪大容与同去的平仲，在琉璃厂邂逅浙江举子严诚（1732-1767）和潘庭筠（1742-？）。初次见面，他们双方相谈甚欢，十分投机，彼此都感觉相见恨晚。在京交往长达月余，饮酒赋诗，竟日作诗赋雅会，书函往来不绝，互赠礼物，竟成莫逆之交。[30]正因为清朝大开门禁，对朝鲜燕行使臣控制极其宽松，朝鲜使行人员方可随意出行，到处游观，即便与清朝官员儒士私下往来，亦毫无限制。这种自由是出使明代的朝天使几乎不可想象的，也从未发生过的。因为燕行使有行动的自由，故而乾隆以后，北京成为中朝士人交往的重要场所。
康熙末年以后，朝鲜使臣即无门禁，而燕行使随行人员又极多，没有限制，使团庞大，往往自一百七八十名到三百名不等，既无门禁，又无管束，故有惹是生非者，即便禁止入内参观的地方，他们也假托进贡之使强行进入。即如燕行使记载：“又东里许至一古庙，亦忘其名，而殿凡三重，皆有神像，颇称灵异，故祈祷者如云，而都是女人也。拜跪念祝，纷纭杂踏，跟随家丁，皆排立门前，禁止游人。我隶辈大肆咆喝，辄称万岁爷进贡之使，排闼直入，遂不敢挡阻，诸人始皆随入。”[31]横冲直撞，威风凛凛。为了避免非法之事发生，道光十六年（1836），礼部奏请设立门禁，使各专其责。规定使行人员来到后，由朝鲜正使委派一名人员负责处理人员出馆之事，将出馆的理由、人数及出入时间写下，交由书状官监督，发腰牌，由大通官按册在馆稽查。[32]遂设门禁，但管理和督促都由朝鲜使行人员负责，清朝官员并不参与。四夷馆只是监督而已，并不真正参与其事。显然设立门禁之意不在限制朝鲜使行人员的行动自由，而是督促朝鲜使臣加强对自身人员的管理，免得他们生事。这样也就意味着，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拥有着绝对的自由，远非朝天使可比，正因此，他们对于历代帝王庙的游览与记录，也就远胜于朝天使。
燕行使对历代帝王庙之载录与认识
康熙末年开始，朝鲜燕行使就能自由地在北京进行游览，历代帝王庙成为他们经常游览之所，因而留下了许多的诗文。他们对历代帝王庙，有怎样的认识呢？而这种认识，反映了他们怎样的一种思想状况呢？
首先，燕行使对于历代帝王庙的描述更为细致，对帝王神位的排列记述也更为清晰。大多陈陈相因，试举一例如下：
历代帝王庙，在阜城门内。扁其外门曰帝王庙，其内门曰景德门。正殿凡二层，而皆覆以黄瓦，扁在上层，曰景德崇圣之殿。殿设七龛。而第一龛在中央，奉伏羲、神农、轩辕三皇之位版。左二龛，奉五帝。右三龛，奉夏后氏以下十四世，商汤王以下二十六世。左四龛，奉周武王以下三十二王。右五龛，奉汉高祖以下十世，光武帝以下八世及昭烈帝，晋元帝以下七世，宋文帝以下三世及齐武帝与魏武帝以下八世，陈文帝、宣帝。左六龛，奉唐高祖以下十六世及后唐明宗后周世宗，宋太祖以下十四世，辽太祖以下六世。右七龛，奉金太祖以下六世，元太祖以下十一世，皇明太祖以下十三世。而周之幽、厉，汉之平、桓、灵，晋之惠帝及外此亡国见弑之君，皆不与焉。而大明神宗皇帝亦不得同享焉，似由淸人逞憾之计，而甚可痛恨。庙貌甚崇肃，而皆以丹垩雕刻之。檐角铁罘罳笼之。殿内揭“报功观德”四字。揭一对柱联曰：治统溯钦承德戒兼资洵哉古可为监；正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
又东西两庑，奉历代名臣。东则风后为首。其次苍颉、夔、伯夷，商伊尹、傅说，周召公、毕公、召穆公、虎仲山甫，汉张良、曹参、周勃、魏相、邓禹、耿弇、诸葛亮，唐房玄龄、李靖、宋璟、郭子仪、许远、李晟、裴度、宋曹彬、李沆、王曾、富弼、文彦博、李纲、韩世忠、文天祥，金宗翰，元穆呼哩布呼密，明徐达、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等四十人。西则力牧为首。其次皐陶、龙、伯益，商仲虺，周公、太公、吕侯、方叔、尹吉甫，汉萧何、陈平、刘章、丙吉、冯异、马援、赵云，唐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张巡、李泌、陆贽，辽耶律赫噜，宋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岳飞，金宗望干鲁，元巴延托，明刘基、李文忠、杨荣、李显等三十九人。殿庭设青铜炉八坐，东西庑各二坐。又有青瓦阁，对立左右。即望燎处也。又有四间穹碑。其重修文曰：世祧者迭迁，德盛者不毁。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曰，崇祀之制，肇于唐天宝七载云云。[33]
这段史料的记载，较之朝天使的记录详细得多。不仅将每位崇祀帝王与名臣的称号与名字，都列出来，而且对于其牌位的座次安排，也一一说明清楚。对于此庙的建筑特色，亦有描述，匾额、对联，皆有记录，绝非朝天使的记录可比，十分详尽。同样类似的记录，尚见于《蓟山纪程》等相关燕行录中。一方面说明，燕行使是亲身游历过历代帝王庙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后来者有抄录前者之嫌疑，因为游览名胜相同，越到后来，抄袭前者之事情，屡见不鲜。
其次，燕行使不仅载录历代帝王庙的建筑与崇祀情况，对于祭祀的时间与礼仪，也有载录，这亦非朝天使所能比。即如：
凡祭祀日，礼部每岁九月，劄钦天监选择，知委太常寺，致斋则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太常寺前期一日进斋戒铜人牌。天地坛、祈谷坛、太庙社稷为大祀，皆皇帝亲祭，或遣官代行……历代帝王庙及文庙先农坛，或特行亲祭，其余遣官代行。太岁、神祗等坛及先医、东岳、城隍等庙为小祀，亦皆遣官致祭……以子时祭历代帝王庙。庙在西阜城门内……祭礼则乐章各异。祝版则白纸墨书。以黄纸镶边。祝文则自伏羲以下至明太祖列书曰：仰惟诸帝，昔皆奉天抚世，创治安民。德不忘报。兹因仲春仲秋，谨以牲帛酒醴庶品之仪，致祭于诸帝云云。[34]
燕行使观察十分仔细，了解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在每年仲春、仲秋举行，或皇帝亲祭，或遣官代行。对于乐章、祝文，皆有介绍，可见，他们是亲自观察过祭祀仪式的。
再次，对于庙中所立明代诸帝神位，朝鲜燕行使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对于明神宗神位不被列入表示不满。诚如上文所引资料提到，“而大明神宗皇帝亦不得同享焉，似由清人逞憾之计，而甚可痛恨”。明神宗在朝鲜王朝有着崇高的地位，认为对朝鲜有“再造之恩”，但却没有发现神宗皇帝的神位。很显然，朝鲜燕行使无法体会清朝不立神宗神位的原因。另一方面，朝鲜王室在宫中设立大报坛，儒林在万东庙分别崇祀明太祖、明神宗、崇祯皇帝，但看到历代帝王庙中明朝诸帝之神位，又产生出一种特别的反感。即如成海应所言：
万历之恩，浃洽于东土，乃满洲之族，残我皇朝，迁皇朝列祖之庙，入于历代帝王庙，与金、元杂种者列，见者莫不悲酸！况东人之心乎！四䇺四笾，固薄仪也，得以是而荐其诚，虽在穷山幽昧之中，未尝不格于皇灵！[35]
感觉把明朝诸帝与金、元诸帝同列，乃是绝不可原谅之事，“见者莫不悲酸”，认为一般的人都无法接受，更不用说朝鲜儒士了。朝鲜儒林在万东庙崇祀明朝三帝，“万东之祀，所以树百世之义也……二皇在上，必眷顾夷犹而不能忘也”。认为明太祖与神宗，一定会眷顾万东庙，而不会喜欢历代帝王庙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儒林始终坚信唯有他们才是明朝正统的继承者，因为由满洲建立的清朝，乃夷狄腥膻之区，非中华王朝，所以对于明朝诸帝在历代帝王庙中崇祀，才会有如此复杂的感情。
近代朝鲜燕行使李裕元游览历代帝王庙后，写诗道：“周秦明宋溯轩羲，庙宇穹然刱古时。事业兴亡征国史，股肱配侑俨朝仪。黍馨牲洁应无替，地老天荒永若斯。万八千年如一日，今看何似昔闻之。”[36]表达他在游览历代帝王庙时，似乎将中国数千年历史，纳入一庙之中，他似乎看到中国王朝的更迭变化，一种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真乃一言难尽之感！这或许是诸多燕行使观览历代帝王庙之时的共同感觉吧。
综上所述，洪武六年（1373）最初创置历代帝王庙于南京，嘉靖十一年（1532）最终北京再建，目的都以崇祀开国之君为主，清代则一直有变化，顺治就扩展崇祀的帝王，康熙末年，进一步将崇祀的帝王扩展到主要的皇帝，只要不是无道昏君、亡国之君、分裂时的帝王，都在崇祀之列，乾隆时期最终扩展到帝王188位，名臣79位。而朝鲜使臣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朝天使尽管没有行动上的自由，但也多有论及。而燕行使在康熙以后，有了行动上的自由，多有观览，留下了不少的记录。对于历代帝王庙帝王的牌位与祭祀的时间，都有相当细致的记载。但是无论是朝天使还是燕行使，当面对所崇祀的帝王时，都有不少的疑惑，他们似乎难以理解为何安排崇祀这些帝王，为何如此安排座次。而燕行使对于历代帝王庙中明朝诸帝的神位，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情感，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朝鲜王朝才是明朝正统的承继者，透过他们对历代帝王庙观览的分析，我们也能感受到明清中朝关系的不同；也从朝鲜使臣的视野中，体味出历代帝王庙的另一层历史涵义。
注释：
参见许伟：《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郑永福、于淼：《走进历代帝王庙》，《寻根》2013年第5期；史可非：《试论清朝对历代帝王庙建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祭祀体系上的贡献》，《安徽文学》2010年第4期；赵克生：《明朝历代帝王庙名臣从祀试探：以赵普、武成王为中心》，《明史研究》2003年第8辑；于淼：《历代帝王庙的元世祖祭祀》，《文史知识》2014年第1期；陆益军：《清朝历代帝王庙史观透析》，《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王秀玲：《清朝历代帝王祭祀与民族国家认同》，《前沿》2015年第5期。刘诺：《北京历代帝王庙营建年代及景德殿正东正西碑亭朝年考》，《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上，2007年。
《明史》卷五〇《礼志四·历代帝王陵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92-1293页。
《明史》卷一三六《李原名传》，第3938页。
《明史》卷五〇《礼志四·历代帝王陵庙》，第1292-1293页。
《明史》卷一三六《李原名传》，第3938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版，第2820-2821页。
《明太祖实录》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一月癸丑，第1527页。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六，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庚子，第5652页。
朝鲜称出使明朝的使臣为朝天使，皇帝为天子，北京为上都，明朝使臣为天使。朝鲜使臣所作的使行笔记为《朝天录》。而出使清朝的使臣为燕行使，北京为燕京、行在，使行笔记为《燕行录》。这一点体现了朝鲜尊明贬清的绝然不同的心态。关于朝天使与燕行使的差别，参见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
《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九，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己巳，第3695-3696页。
[朝鲜王朝]鱼叔权：《稗官杂记》二，《大东野乘》，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09-1911年版，第48页。
[朝鲜王朝]李民宬：《壬寅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5册，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51页。
[朝鲜王朝]李民宬：《壬寅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5册，第73页。
[朝鲜王朝]郑士龙：《湖阴杂稿》卷二《朝天录·历代帝王庙》（今皇帝所营，规制极宏侈，殿东有御制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5册，汉城，1988年版，第55页。又见[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册，第55页。
[朝鲜王朝]李睟光：《芝峰类说》卷一九《宫室部·祠庙》，汉城：乙酉文化社1975年版，第354-355页。
[朝鲜王朝]李民宬：《敬亭先生续集》卷三《朝天录》下，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76册，汉城，1990年版，第479页。又见[朝鲜王朝]李民宬：《朝天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第452页。
《敬亭先生集》卷七《燕槎唱酬集》中《历代帝王庙》（在景德街，历代名臣从祀东西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76册，汉城，1990年版，第299页。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4页。
《清史稿》卷四《顺治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4页。
《清史稿》卷五《顺治本纪》，第159页。
《清圣祖实录》卷九八七，康熙六十年四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
许伟：《历代帝王庙的来龙去脉》，《光明日报》2013年8月12日。
《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清史稿》卷八四《礼志·历代帝王庙》。
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参见孙卫国：《试论清朝对朝鲜国王与使臣的优礼》，《当代韩国》2003年第3期。
[韩]全海宗：《中国与外夷》，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刊：《中韩关系史论》，汉城，1962年版，第5页。
《燕行录选集》上册《湛轩燕记·衙门诸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燕行录选集》上册《湛轩燕记·乾净笔潭上》，第374页。
参见[韩]金泰俊：《洪大容及其时代：燕行的比较文学》（汉城：一志社1982年版）和《洪大容评传》（汉城：民音社1987年版）；孙卫国：《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燕辕直指》卷五《留馆录》（下）[癸巳]正月十六日。
《清宣宗实录》卷二七九，道光十六年二月癸未，第308-309页。
《心田稿》，《留馆杂录·历代帝王庙》。同样的记录，又见于《蓟山纪程》卷三《历代帝王庙》，甲子正月初四日。
《燕行记事》之《闻见杂记》（上），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刊：《燕行录选辑》（1），汉城，1962年版。
[朝鲜王朝]成海应：《硏经斋全集》卷三四《风泉录四·万东庙祭义》，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74册，汉城，1998年版，第250页。
[朝鲜王朝]李裕元：《嘉梧槁略》册二《历代帝王庙》，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315册，汉城，2000年版，第60页。
作者简介：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08）
原载《南开学报》2016年第5期
